隋建国

“时间”这绝对是近几年隋建国的关键词，作品里面贯穿着对时间的思考，作品外面隋建国显然对时间的敏感性依旧颇高。“我总想着自己要做些什么”，“但是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这听多少有点像焦虑的工作狂。隋建国坦言“我强迫症更强一些”。

隋建国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积极、精力充沛的状态，“您好，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久等久等”，中气十足的声音。与所有工作人员打过招呼后，他马上认真的进入了拍摄的状态，“我穿这个可以吗?是不是需要把大衣脱掉?”“这个姿势可以吗?”速度而效率，但是也非常认真的对待每一个细节。采访过程中隋建国开玩笑的夸自己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其实一点都没有夸张。这次采访已经是2011年末的事情，跨过了整个慵懒的长期，在出刊的前夕记者又接到了隋建国的电话：“关于我们上次采访中你说的现代艺术与日常的关系，我想了很久，我觉得它们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采访的当时我并没想清楚这个问题，现在我觉得……”可能是许久没有得到记者的回应，“你是不是已经忘了这个问题了?”隋建国不确定的问。事实上，记者不久前才又整理了一遍采访录音，只是没有想到隋建国还能完整的记起这个在当天采访中毫不起眼的问题。这个细节加深了隋建国是个“工作狂”的印象。“我刚刚把我的家搬出工作室，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应该住在工作室里。但是最近我夫人烦了，说不行，我们得住出去，你天天都在工作根本就不和我呆在一起。我没有孩子，时间除了教学，照顾夫人之外都是用来创作。而且，我不在工作室的时候创作的思路也不会断。”这是隋建国在采访中无意提到的一个细节，如今算是得到了记者的亲身印证。

对隋建国来说还有一个词可以和工作狂搭配使用——强迫症。“可能是我的强迫症更强一些，我的恋物癖就很厉害了，我的强迫症更厉害一点。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干点什么事情。”隋建国自己说。他愿意用所谓的强迫症来描述自己命运改变的愿意。“就像我当年不愿意，不甘心就做一个工人了却一生而去学了中国画。我现在就像我还能干些什么事情，能不能干的更好啊。”后面加上了一句颇有工作狂情结的一句话作为总结，“但是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50而知天命

隋建国，1956年10月生于山东省青岛，后来成为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授和系主任。见到隋建国的时候他刚给博士生上课归来，“题目是关于作品当中的时间，时间是如何在作品中体现，它的重要性等等……”意外的是得知隋建国辞去系主任的工作。“我也是50岁的时候不做系主任的。50岁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也干不了更多的事情了，之前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还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不是隋建国第一次提起50岁这个概念。在之前的采访也经常出现这个关键词。这一点对他来说似乎相当特殊。

在中国人最传统的观念中，50而知天命。50岁让隋建国感觉到时间的紧迫。“我50岁的时候回头一看，我发现自己做了很多作品，但是我开始怀疑这些作品的价值。很多我喜欢的艺术家他们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在50岁之前完成的，但是我觉得自己却没什么重要作品，在未来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在剩下的时间里，我还有没有可能做出重要的作用。而且50年代的人，容易有社会责任感。但是那个时候回头想，我都还没有认可自己的价值。”隋建国说。

隋建国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工作室中。“一年只有八周的时间在学校。因为我辞去系主任之后，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来学校。剩下的时间都在工作室中。”接着他说了一句非常工作狂的结论。“所以一般我要进城的话我就要好几个事情，这样才‘合算’。要不然时间都浪费到路上了。“50岁，知道自己能做的事情也就这么多了，抓紧时间，这个论调听着多少有点悲凉。但现场的气氛依旧是积极正面，甚至充满了行动力。“悲愤出诗人，有了情绪才会有创作的动力。我已经习惯自己的悲凉也好、焦虑也好的心态，然后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之中。”隋建国说。

似乎对于每一个艺术家来说开头都是最难的，但对于隋建国来说最焦虑的时刻不是最难的时候，而是最得心应手的时候。“开头是最难的，从“中山装”到“睡觉的毛主席”，那“中山装”是最难的。在此之前我一直都在做抽象的作品，做到最熟练的时候，我就想，诶，为什么我就不能用写实雕塑来表达自己?我怎么一做写实雕塑就变成一个普通的雕塑家?直到1997年我开始做中山装，而且中山装我也是从很小一直做到了2.4米，诶，行了，用了一年的时间。”

“我的困惑往往是掌握了一个东西，用这个东西做作品已经很顺利的时候会突然觉得，诶，还没有我不知道的东西，我没有想到的东西?”充满危机感的说法。

从1998年的石头结构系列到中山装系列，从为人熟知恐龙系列(中国制造系列)到如今时空相关的命题，背后是一次一次的带有危机感的“强迫症”似乎自我反省与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