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主要是民间资本的介入，从2000年开始的前四届成都双年展在主体呈现上反而显得比本届更为纯粹，尽管其中的大部分作品依然停留于高低不就的范畴，尽管也很少有犀利地批判社会现象的作品出现在观众面前。不过，它们的的确确显明了中国社会从权力政治时代向资本经济时代转型所带来的勃勃生机。相反，第五届成都双年展以回归传统的名义，选择的是以资本经济规训于权力政治的逻辑，所以才大量出现了以非艺术的方式颂赞现实的作品。这尤其表现在“国际建筑展”中那些以奔向小康生活理想为观念的楼盘设计图上。另一方面，作为对此的陪衬，那些被纳入“溪山清远：当代艺术展”中的大部分作品，采取的是虚假的浪漫策略。它们与艺术家个人的生命情感毫无干系，实际上则是对于中国社会处于这个复杂的转型时期在精神文化领域中所出现的种种矛盾的视而不见，或者说是一种逃避。
在整体上，人类的历史进程大致可以分为权力政治时代、资本经济时代与精神文化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完成了从权力政治时代向资本经济时代的转型，正在进入所谓的精神文化时代。这表现在国家战略上以发展教育、文化为先。大量的民间基金会的存在，为人们的精神需要提供了可能的去所。相反，中国社会还在是否要从权力政治时代向资本经济时代的转型中犹豫徘徊，同时又被动地遭遇了都市人在物质需要满足后对于精神文化的心理需要。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文化资源被一个有权者团体所垄断，他们甚至以公权为私权，拒绝将个体生命对于自己及其劳动成果的绝对私权作为公权来分享。现代民间文化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社会生活的权力化导致了对于资本经济与精神文化的致命伤害。或者说，权力政治的逻辑在资本经济与精神文化的逻辑的掩护下，腐蚀了人的生命情感、理智以及意志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本届双年展上出现了大量空洞、空虚、空无的作品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什么一个花费纳税人的巨资而举办的展览在主流的公共传媒中几乎不能提出任何尖锐批判的原因，更是策展人无需尽心尽力地实施展览的就因。在绝对的权力政治时代，有权者难道还有良心能够为普通公众承担任何责任吗？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社会已经在从权力政治的逻辑中摆脱出来、进入资本经济时代的逻辑的事实，不能否认众多的民间人士在这种转型中所付出的努力。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同样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现实意义上的宪政与法治，这种努力随时都有可能付之一炬，任何原本属于资本经济时代的社会发展逻辑本身都有可能被极端的权力政治逻辑所替代从而出现历史的倒退现象。无论就文化开放度还是就作品呈现的智慧上，本届成都双年展都远远不及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其举行只是给我们以某种警醒。
相反，在西方，资本时代的艺术只有在服从于精神文化的呈现逻辑中才会有其存在的依据。它无需屈从于任何权力政治的压迫，无需考虑资本本身的制约因为资本早已在现代社会被设定了功能上的边界。而且，在正面的意义上，它还有来自民间基金会的自主支持，还有言论自由的法治保障，有艺术界的各种角色的自我身份的有限定位与职业操守的自觉遵从，有公共传媒的自由批评与反思进而推动每次展览的更新。在那里，批评家无需照顾策展人的脸色而出场沦为被贿赂的歌唱家；在那里，策展人无需为了逃避现实而虚假地转向传统或者拒绝一切具有社会批判性的作品；在那里，艺术家无需为了可怜的少有的展览机会而更改自己的创作走向以便投合策展人的口味。总之，每种角色应当各就各位，这既是我们应当向进入另现代的西方艺术界学习的地方，也是我们应当追求达成的现代社会的职业伦理理想。一句话，只有在摆脱了资本的奴役后，资本时代的艺术才具有自身的艺术性。它首先按照精神文化的逻辑转化资本的力量，其次也无需考虑权力政治的逻辑（2009年在伦敦多家画廊、博物馆自发举行的以理解伊斯兰文化为目的的展览就是一例）。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这些“无需”几乎成为了对于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等的吹毛求疵甚至不可能的要求。不过，正因为不可能其意义才显得无比重要，正因为艰难才期待召唤一切有文化使命的人投身其中。我们的时代，只属于那些追求正义与慈爱的华夏“余民”。否则，即使像第五届成都双年展那样轰轰烈烈地开幕了，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它只会是昙花一现、转眼成空。
2012、02、01-03、21于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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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成小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