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淳：那么毕业后到北京你就开始介入当代艺术了吗？

王劲松：我毕业时学校是准备把我留校的，但由于不知明的原因没能如愿。现在看来如果当时留在浙美的话，也可能就长期稳定地从事教学工作了。很难说是否能顺利地介入到中国的当代艺术中来。在杭州学习和生活了四年，觉得挺不错。那里很温和、很安逸，比较适合过日子。所以到北京是一个非常自觉的选择。当时的直觉就是能到北京就行，学校的老师也给我写了推荐信。

刘淳：然后你就一个人到北京来找工作了？

王劲松：当时北京的清华大学建筑系也同意了接收，但手续晚了一段时间。恰巧这时北京教育学院也要人，而且教育学院还在北京市区里边，这样我就毫不忧郁地选择到教育学院报到了。

刘淳：如果浙美把你留在学校，你还会选择北京吗？

王劲松：如果用当时的眼光看，可能不会选择别的地方了。其实留在学校也就意味着一个人的某种成功，助教、讲师、教授，平步青云。一个刚毕业的学生能在一所国家一流的美术学院做教育工作也是相当荣光的事。不过没有留下，我就选择北京也没有错。我有了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一晃我来北京已经14年了，挺好！

刘淳：你到北京以后除了教学之外，参与当代艺术活动了吗？

王劲松：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感觉并不好，离开杭州那座风光秀丽的城市突然进入一座漫天黄土的皇城脚下真一点不是滋味。北京那时很土气，除了几个公园有点清新的味道外，到处都是灰色一片。而且我刚到这座城市时一个人都不认识，两眼摸黑，所以感觉特别孤独。就像你说的，只能一心一意地搞教学，也想踏踏实实地为学校做点工作。刚工作那几年每个学期二十多周课，几乎是排的满满的。有一个两年制的大专班，我从他们入学一直带到毕业。开始时没有机会参加社会活动，因为什么人都不认识，在学校只和其他教师还有一些学生打交道，所以变得非常安静，除了教室就是宿舍。刚来的三年中画了一批画，跟当代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知道该如何往前走，非常茫然。

刘淳：那你是什么时候介入社会并参与中国当代艺术活动的？

王劲松：1989年的“6•4”事件之后，我的思想和认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我在北京目睹了事件前前后后的变化，一下子就明白了很多事情，经常会想到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人与政治、与社会、与艺术的关系等等，开始真正地独立思考很多问题了，感觉好象一下子就开窍了。所以自然而然地就想说话、想发言、想表态了，当然是用画笔。《剪枝》、《无聊的会议》、《握手》等一批宣纸着色作品就是那时侯创作出来的。后来《剪枝》由高铭潞先生推荐刊发在《美术》杂志上。

刘淳：那批画和后来的“玩世现实主义”在语言上有相同的 东西吗？

王劲松：对我来说是“玩世现实主义”早期的东西，作品有明显的戏剧性和冲突感，但我不想直接地去强调那种已经很明确的对立关系，我想用幽默、讽刺和漫画式的表现方式来表达我自己的感受。1990年4月在北京艺术博物馆我和朋友举办了一个展览。通过那个展览我在北京认识了一大批画画的同行，通过认识了这些同行才变得跟这个社会开始有关系了。

刘淳：然后就开始全面出击了吧？

王劲松：1990年12月份我和同学宋永红在当代美术馆做了个联展，我送展的作品除了宣纸着色作品，还有几幅是用油彩在画布上创作的（后来才被称作是“油画”）。这次展览很成功，来了很多同行参观，看起来有点“像过节似的”。我们俩当时的心态是严肃认真的，在展览开幕的当天还邀请了一些评论家，开了个研讨会，邵大箴、郎少君、栗宪庭、尹吉男、易英、范迪安、孔长安、周彦、黄笃、唐庆年还有一大拨的艺术名流等都来了，很是有些学术气氛。那两年是个展览很多的年头，我记得有“刘小东画展”、“女画家联展”、“赵半狄、李天元画展”、“方力钧、刘炜画展”等等。这些展览引出了许多话题。周彦先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调侃与自嘲》，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展览之后，栗宪庭先生曾找我们长谈，并提出了“玩世现实主义”的概念。

刘淳：那时你还画国画吗？

王劲松：也画，至今都没有停过。但那时在画布上找到了感觉。我想，做当代艺术，用什么材料、什么方法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能传达什么样的感觉，你的语言有多少冲击力。那阵子我一口气画了十多幅油画，思路很顺，状态也非常好，完全投入进去了。那时就有一些批评家开始介绍我的作品了，在国内外的许多报纸、杂志等媒体上都有发表，这样一来，外面的人慢慢也就知道我了。

刘淳：91年秋天你参加了北京的《新生代展览》，那个展览在当时是比较重要的？

王劲松：那是《北京青年报》庆祝复刊十周年的一个活动，王友身作为该报的美术编辑和参展艺术家，组织了此次艺术展。展览邀请了邵大箴、尹吉男、孔长安、范迪安、周彦等理论家作为学术主持，16位艺术家参展，我也在被邀之列。

刘淳：那个展览上你拿什么作品参展？

王劲松：四幅油画。有《大合唱》、《大气功》、《大晴天》、《大会串》。应该算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确立了我的艺术方向，从复杂到单纯，从混沌到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