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徐冰
从纽约回来，徐冰就搬到这间工作室，算起来已经有三年的时间。工作室分上下两层，正如工作室门牌号上的特别标志：B25-26。工作室的楼下是休息区，楼上是创作空间。徐冰大部分时间就穿梭于楼上与楼下之间。
采访当天，徐冰十分忙碌，他在为即将举办的展览做着准备工作。徐冰与助手交谈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再搭配他身上的一袭黑衣，恰如其分地衬托着艺术家的冷静自持。为了方便创作，徐冰利用滑轮原理制作了可以上下移动的画板，尺寸超大的画案以及固定在墙上的长条木板。木板上陈放着徐冰回国后的第一件作品《凤凰》的雕塑模型，一凤一凰并列排开，首尾呼应，尺寸虽然不大，却让人生出敬畏之感。工作室内到处可见艺术家标志性的英文书法作品，它们或钉在画板上，或一卷卷罗列在画案上，这些文字甚至还爬上了工作室的玻璃窗。它们披着中文的外衣，远观似故人，近看却陌路，仿佛文雅的小玩笑，验证着我们是不是具有幽默感的绅士。
理智与情感
1955年2月8日，徐冰生于美丽的山城重庆，因出生当天天气寒冷，下起细雪，徐冰的父亲就以“冰”作为他的名字。“冰”是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形成的，这仿佛暗示着徐冰坎坷的求学之路。1956年，年仅1岁的徐冰随父母北上，开始了“北漂”生活。徐冰的父亲主持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工作，母亲在北大图书馆学系工作，大大小小、薄厚不一的书籍成为徐冰童年最深刻的记忆。虽然年幼的徐冰还无法读懂书本里深刻的含义，却充满了对“书”的好奇。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在文革十年中，中国文化界受到重创，徐冰身在“北大子弟的圈子”，他的邻居和家人不是被打成走资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而他对“书”的探索也在这场文化的“革命”面前戛然而止。
人们都说“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一定会为你开一扇窗”，艺术就是那扇窗，寄托了徐冰插队岁月的全部情思。徐冰艺术人生中一个重要专业老师就是在这段岁月中结识的，他的名字叫李宗津，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著名经典油画《飞夺泸定桥》的创造者。李宗津对艺术的执著和朴素的艺术观深深影响了年轻的徐冰，虽然只见了短短的三次面，却在徐冰的记忆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他那里的时间，像是没有文革这回事，单独的时空段，与外面热闹的美术创作无关，是秘密的，只在那种古老教堂的地下室，牧师与小修士之间才有的。”徐冰回忆道。他与李宗津先生的相遇本应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但这都在1977年的那个春天结束了，徐冰再也没有敲开李先生的房门，只得到李宗津先生自杀的消息。文革结束后，徐冰从农村回到了北京，儿时对“书”的热情与渴望再次迸发出来，他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阅读大量书籍，想一股脑儿地把多年的缺失一次性补回来，但当读的书越多越无所适从时，徐冰愕然发现逝去的已然逝去。
1988年，徐冰的《天书》在中国美术馆首次问世，当观众在这件大型装置作品面前现出惊愕之情、赞叹不已时，徐冰只是感慨多年后，他对“文化”的复杂情感终于找到了归宿。徐冰不禁感慨道：“我与文化之间，总有一种进不去又出不来之感，这种尴尬反映在我的艺术中。”可以说，徐冰通过《天书》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尴尬”之情，也着实的让观众“尴尬”了一把。无法识别的文字披上了书籍经典的外衣，看似玩笑的背后透露着情感的真切。直到1991年，历时4年的《天书》才算宣告完成。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徐冰大量的时间都花在刻字上，这一“没有内容”的简单体力劳作被徐冰称为“登场前的仪式”，“当精致的刀锋划开新鲜的木面，每一刀都是一个决定，都是一种与物质的交谈。”徐冰说道。最终，徐冰在这场仪式中确认了自己未来艺术的倾向，“书”(文字)也成为他艺术创作中永恒的主题。
20世纪80年代末，《天书》在中国艺术界引发了巨大轰动，美术评论家纷纷在《人民日报》、《美术》等国内重要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中央美院教授及评论家还专为此次展览举办了座谈会。一时间，《天书》成为那一时期艺术界最热门的话题。铺天盖地的讨论声无疑把徐冰推向了“当代艺术家”、“著名装置艺术家”的阵营。“我当时的状态是失语的。”徐冰回忆道，“讨论声淹没了我参加展览的初衷。那时，《天书》还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展览只不过是希望得到验证和回馈。我关注的是应该如何印刷和装订而已。展览后我又刻了两千多个字，并把原来的字号调整了一些，开本也全新设计了，成为现在你们看到的线装书。”其实，《天书》是一次版画的实验。
《天书》的成功与徐冰学习版画有很大关系。1977年，徐冰考入中央美院，学习的就是版画专业，受教于李桦等老一辈版画艺术家。每当徐冰回忆起那段过往，心中都会升腾出一种两代人共同的“幸福”。当严寒结束，春暖花开时，“冰”化成春水温柔地流淌在艺术家的心间。十年文革并没有扭曲徐冰的性格，反而在艺术的浸润下变得分外柔软，这尤其表现在艺术家对古元的敬仰和对农村的“痴情”上。自第一次“木刻技法”课后，徐冰陆续刻了一百多张掌心大小的木刻，虽然都是乡间小品，却流露出艺术家平易真挚的情感。这些小品与“伤痕美术不同，它们不控诉，而是珍惜过去生活中留下的，那些平淡美好的东西。我给它们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玉碎集》”，徐冰说道。多年后，徐冰在一次欣赏北朝鲜画展时，被一成不变的红、光、亮的笑脸刺痛了眼睛，他仿佛看到了自己艺术的未来，“我们的艺术是有问题的！”徐冰恍然大悟地说道，从此，他开始了艺术道路的新追求，新探索，并最终在《天书》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成就了日后的自己。
艺术的模样
20世纪80年代，徐冰有很多出国的机会，但都因为“父亲不太愿意我出去”而作罢。徐冰的父亲曾就读于上海美专，且多才多艺，却在白色恐怖时期，因上海美专被抄终与艺术失之交臂。“我父亲直到临终前还在懊悔，如果当时去了四川省立艺专(四川美院前身)，至少现在也可以出一本画集。”徐冰回忆道。徐冰选择艺术自然得到了徐父的大力支持，他未完成的艺术抱负也希望在徐冰身上得以实现。在是否出国的问题上，徐父显现出朴素的艺术态度，认为徐冰的艺术道路适于中国。徐冰留在了国内，他深知自己的艺术背负了两个人的艺术梦想。1989年底，徐父辞世，翌年，徐冰搭上了去往美国的班机。
初到美国的徐冰，对西方的一切都十分陌生，语言成为他生活工作的最大障碍。那种无力感，仿佛让他再次回到数年前面对“文化”的尴尬中。于是，在美国生活的十几年中，文字再次成为徐冰情感的载体，只不过没有以前那么沉重了。
1993年，徐冰搬到了纽约，和艾未未一起住在东村七街52号。“那间地下室在当时非常有名，影视界大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都在那儿住过或工作过。著名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也多在那里取景，它在中国热播时，我就住在那里，我还记得那儿当时都成了大陆游客旅游的景点了！”徐冰笑着回忆道。那一年，《天书》在美国展出，极其东方的材料和创作思想，却出乎意料的受到了西方艺术圈的好评。在西方艺术世界的眼中，《天书》绝对属于当代，但让他们眼睛为之一亮的则是作品中“文字与装置”的应用，它赫然成了美国艺术世界的新语言。展览的成功，大大鼓舞了徐冰以后的艺术创作，并坚定不移地将“文字”元素保留了下来。同年，徐冰还创作了《文盲文》、《英文方块字书法入门》，尤其是《英文方块字》，它的出现打破了我们对中国书法和英文的既定印象。“如果你是中国人，当你看到《英文方块字》时，会毫不考虑地说这是书法；如果你是西方人，会一再表明对它是我无法进入。但如果听了展览现场尝试书写后，马上会出现两个相反的结局，中国人会不知其意，而西方人则会大呼，这是英文！这就是《英文方块字》最为有趣的地方，外观似中文，而内容实为英文，读懂或读不懂，你都要经历一次对既定思维的挑战，触碰人们惯有的思维底线，是我创作它的真正目的。”徐冰兴奋地说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徐冰的作品中不仅有“文字”，还出现了猪、鹦鹉和蚕，它们的参与，让徐冰创作的目的和原动力变得更为深远。“我的作品中，一种是文字，一种是动物，但作品本身并非谈论它们，是在讨论人、文化、自然和动物之间的地带。”徐冰说道。由此可见，这些作品不受中国、美国或其他地方的地域限制，而是从人类的角度出发，对世界万物进行关照。例如1999年的《赫尔辛基喜马拉雅的交换》、《何处惹尘埃》、《木，林，森计划》等作品，展现了徐冰对树木、贫穷、战争、思想以及现实存在的思考。艺术家2003年创作的《地书》，则是徐冰在这种大境界下对“文字”的进一步解读。
其实，早在《地书》问世前，徐冰就已经在收集图形标识了。徐冰自从出国后，就经常到世界各地举办展览，飞机场自然成为他最熟悉的地方之一，各个航空公司飞机上的安全标识逐渐成为徐冰的收集对象。似乎，经典的展览总需要一些灵感做催化剂，直到多年后，徐冰在口香糖的环保标志中找到了创作的源泉，终于，《地书》问世了！你们一定会疑惑，这也不是文字啊？千万不要有任何动摇，那其实是中国更古老的文字——象形文字一脉，只不过这些标识是现在的产物罢了。时光荏苒，随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新的标识不断被人们应用，电脑里的Icon也进入了徐冰的视野，甚至把专业领域内的国际通用标识也囊括在内。
2012年4月中旬，《地书》将在上海沪申画廊展出，徐冰表示：“这次展览将在画廊现场还原制作《地书》的工作室及展现持续创作的状态；我还会将《地书》中的平面标识转换成现实中可使用的用具“概念用品”，画廊既是“概念店”又是书店。标识世界与现实世界倒错。如果大家对《地书》本身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这里买到哦！”
浴火重生
2008年，徐冰回到了阔别18年的祖国，并重新走进体制内，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一职。徐冰的回归不仅因为如今的北京更像昨日的纽约，特殊的文化现象更适合成为实验艺术的温床，最为重要的是徐冰的赤子之心，这从他回国后就积极投身教育界和对年轻艺术家的关注中可见一斑。
《凤凰》是徐冰回国后的第一件作品。“这是应台湾睿芙奥艺术品公司之邀，为某财富集团在北京的一幢大楼中庭创作的艺术品。这桩大楼位于北京CBD金融中心，与东三环旁的CCTV大楼相距不远。”徐冰说道，“创作《凤凰》的初衷本是装点之用，但当它一度因奥运会、赞助方撤资等一系列外在原因难产后，终于衣衫褴褛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凤凰》因自身的材料问题——废旧的建筑材料，而被赞助人拒之门外，居然还有人提议在上面镶贴一层彩钻才能勉强一看。我们不能不替《凤凰》悲哀，它本身并没有任何错失，只是它的存在意外地让金碧辉煌的大厦不舒服罢了，它虽然破烂且因为体型巨大而摇摇欲坠，却没有得到任何同情，它的美与尊严被人为地赋予了一层讽刺的光环。
其实，徐冰创作这件作品前，也并没有想到《凤凰》的存在会有那么多层剪不断、理还乱的意义，这是只有在今天的中国才会出现的作品，只有在北京才能引发的思考。虽然，它并没有徐冰其他的“文字”艺术那么经典，却足以说明一点：实验艺术家徐冰的回国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他也更加期待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惊喜出现。
2010年，《凤凰》在今日美术馆前的广场上初次登场，随后又进入上海的世博园内，被各国人民瞻仰。但我知道，这并非它所愿，它不只是一件被人茶余饭后谈论的具有争议的艺术品，也并不是象征伟大劳动人民的精神领袖。《凤凰》因资本而生，却又让资本为之恐惧，如果我们希望它涅槃重生，那么，请将它放进资本的大楼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