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奎-恩维佐在“交点6”的开幕演讲

“交点6(Meeting Points 6)”是国际艺术家们就中东和北非发生的群众抗争浪潮进行的一系列讨论、行为表演和影片放映活动，于今年1月在柏林落下帷幕。此前，该项目在阿曼、贝鲁特和布鲁塞尔巡回进行，由慕尼黑美术馆(Haus der Kunst)馆长、第11届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 11)艺术总监奥奎-恩维佐(Okwui Enwezor)策划。本月末，由波兰艺术家亚特-祖米弗斯基(Artur Żmijewski)担任策展人的第7届柏林双年展即将开幕，也将“激进的政治实践和街头抵抗”作为关注的主题。对艺术而言，这该视作“风云际会”，还是对艺术“自治性”的考验?记者德国站在这种氛围中对奥奎进行了专访——当时他刚刚就“诊断性艺术(diagnostic art)”、圣战和抗争的持久性进行过讨论。

记者：你是如何介入到“交点6”之中，又是怎样想到要与“阿拉伯之春”发生关联的?

奥奎：大约3年前，一个名为“青年阿拉伯剧场基金(Young Arab Theater Fund)”的组织请我考虑负责“交点6”的组织工作。我对这一邀请进行了慎重的考虑，项目的发生环境非常吸引我，因为一个在如此复杂与广阔的地缘政治和文化图景中工作的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思虑再三后，我接受了邀请，但条件是再适当宽限些时间。当时打算在2010年进行，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虑能做些什么，而不是又弄一个双年展出来，他们答应了。

记者：昨晚，你谈到艺术应是诊断性的(diagnostic)而不是预后性的(prognostic)，我颇觉有趣，但不清楚该如何界定这种“诊断性艺术”?

奥奎：我试图提出这种“诊断性”的职能，因为在整个20世纪，我们都生活在一种变革引发的狂喜症中。由于这种狂喜症，我们向未来、向乌托邦的元素投入得过多，而对后果缺乏适当的思考。你或许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力挺苏联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必须甘愿与斯大林的种种行为达成妥协。这意味着，如果当时有一种适当的诊断方法，那些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便可以在苏联政权的极权本性与他们自身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观念的理智效忠之间划出一定的距离。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该对艺术抱任何希望。并不是说我们希望去规定一套艺术在公共领域中运行的方法，而是将“阿拉伯之春”诸事作为思考当下的一些新方式，在艺术中，这只有通过“诊断性”的方法才可能实现，而不是通过狂喜症的预后。

记者：所以，这更多是指向一些东西，开放诸多可能性?

奥奎：完全正确，而不是简单地跳进虚空，就是这样。

记者：非常有趣的是，特别是最近，很多国际艺术展览都公然地搞起了政治。前几天，柏林双年展的策展人说他对艺术参与政治比对艺术本身更感兴趣，如是云云。你却要求艺术保持自治(autonomous)，不要成为激进主义(activism)本身，而要保持一种更偏“诊断性”的职能?

奥奎：在实践方法论层面，我完全不反对激进主义。然而，激进主义不是在任何环境中都行得通的唯一策略。就中东和北非的情况而言，我感到有趣而又有说服力的，是从以激进分子为基础的(activist-based)实践到我认为是以公民为基础的(civic-based)实践之间发生的微妙而难以觉察的转变。艺术家从没说过他们的作品是以公民为基础的，但他们提出一种新的视角对我很有启发，我希望能在自己的策展研究中将其延续，提出一种思考形式，而不是将占领华尔街与“能改变世界的艺术”掺和在一起，就此来说是这样。我将“政治范畴(the realm of politics)”和“政治性范畴(the realm of the political)”区分开来：前者是表达与行动的主体化;后者却是一些组织结构，人们可以通过它来行动。所以，我谈到的政治性是对阿兰-巴丢(Alain Badiou)称作“政治作为真理过程(politics as truth procedure)”的范畴的发展。艺术无疑是对话性和辩证性的，处于“政治作为真理过程”的进程内部，所以我希望以这种方式获得一种更复杂的政治与艺术观，简而言之是“政治生产(the production of politics)”。

记者：你还谈到圣战(Jihad)是你策划展览受到的重要影响之一。西方通常将圣战看做一种伊斯兰教极端行为，你却更倾向从道德对立的角度处理这一问题?

奥奎：我从圣战的组织结构作为一种精神抗争的形式开始。暴力的可能性作为这种精神抗争的一部分，并未被排除在外。这取决与其部署的方式。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圣战作为一种抗争的哲学维度，抗争在这种意义上的本质。而不是它的漫画版——我们已屡见不鲜：伊斯兰教政治力量、原教旨主义者或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的意识形态抗争。在“Locus Agonistes”即抗争定位方面我想谈的，是这种抗争是更具哲学性的，从civitas的组织结构、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组织结构和公民德行(civility)的组织结构来看，是为意义深远的东西而进行的抗争。拉丁文civitas可视作对共同体、公民身份、集体和公民德行的一种认识的组织结构，以交流的模式为依据。在此，一些交涉图式是必须的，它们本质上是抗争的所在，但在圣战的语境中，这种抗争是与暴力无关的，或者说，至少与当下我们和圣战相联系的那种天启式的、虚无主义的暴力无关。

记者：所以，这反映出艺术中的转变，从着眼于某种特定的政治关联，到着眼于更偏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立场?

奥奎：是的，完全正确。

记者：你怎样选择艺术家来实现你的意图，将景观(spectacle)与观者(spectator)之间的空间缩至最小?我知道今天会有莫娜-哈透姆(Mona Hatoum)的行为表演，但那是80年代的作品了吧?

奥奎：对，是80年代的。“交点”在不同的地方采用不同的形式。在阿曼，只是为期一天的行为表演，然后实施装置，现在仍在进行。那是一件漫长的声音装置作品，将持续一年。在贝鲁特是展览，有工作坊和一系列的展览，还有行为表演。在布鲁塞尔则将两者分开进行。而在这儿，在柏林，我们以许多方式回应着一种暂时性的密度(temporal thickness)，一种聚合(convergence)的时刻，以及这种聚合的消散(dissipation)。因此我们设置了3个平台(stage)的结构，公众可以在其中移动。那是些隐喻意义上的平台，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平台。但每个平台仍体现项目的一个核心方面：在“行为/表演平台”，我们有各种单人表演和独白，是完全非戏剧性的，所以没有对观众空间与表演空间的限定。其次是“讨论平台”，我们在其中评价、思考和反省“阿拉伯之春”在“公民生产(the production of the civic)”方面的意义。此外还有“视觉平台”，是伟大的叙利亚电影人奥马尔-阿米尔拉雷(Omar Amiralay)的回顾展。这些空间如此便构成一个星群，模糊了彼此间的界限。它们以非常特别的方式触及问题，但同样也打开别的孔径，使你能从中看到项目如何进行。

记者：这同样为展览带来某种紧迫感。有趣的是，这正好在“阿拉伯之春”开始一周年时进行，我想许多人对此都开始淡忘了，而这又唤回某种紧迫感。

奥奎：我们并不是按照这个策划的。在1月，我们一看日历就震惊了。这些巧合说明这个项目的时效性，与仍在展开之中的历史事件发生着关联。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展览确实是在这种巨大的、全球化的不安定感中开幕，我们已目睹如许的大事发生，正波及希腊，雅典。谁曾想到会如此!这些事件的发生带来一种紧迫感。矛盾的是，我们同时又是这一切的受益者，无论其价值如何，它将这项目中的话语置于与当下发生之事如此迫近的分析距离，这棒极了。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