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畏惧两性或淫秽的题材,公开地描绘“性罪犯”的色情图画。他很明显地喜欢海因里希-安东-穆勒(Heinrich Anton Muller)创作的著名《火炮》(Cannon)以及卡尔-布伦德尔时常露骨的雕刻品。由于自己早期的幻想经历,毫无疑问地,他很快就适应了最混乱的图画集,例如卡尔-兰格(Carle Lange)的素描《鞋垫上的神圣汗水奇迹》(the Holy Sweat Miracle on the Insole ),图画中的“头、四肢和眼睛”都以怪诞的方式排列着。
普林茨霍恩最喜爱的精神病人艺术家弗朗茨-波尔(Franz Pohl)(即弗朗茨-卡尔-布勒,Franz Karl Buhler,1864年生,1898年住院)的绘画作品激起了库宾最强烈的美感反应。弗朗茨-波尔一生都患有极端的精神分裂,孤僻地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库宾沉浸在作品的美丽及费解的创作才能中,几乎没有提及艺术家的精神病。“毫无疑问这是天才才具有的才能,色彩与形状的独特创造力终于找到了表达之处。我们可以感受到明显的进步,运用绘画表达方式能力的加强,这些形成了前所未闻的色彩交响曲。”库宾对普林茨霍恩收藏的参观记录证明了这些精神病人艺术作品给极端敏感艺术家带来的影响。不过,也许这种影响更能在克利或基希纳(E.L.Kirchner)作品中找到。
库宾拥有敏锐的批判和历史意识,提出了该收藏命运的大问题,在自己的文章中对精神病人艺术作了总结。他认为精神病人艺术由于缺少关注正在退化,而且精神病人艺术的意义远在束缚它的精神病院范围之外,理所当然应当得到认可。“人们一定会问,什么时候这最独特的杰出收藏能为公众开放?艺术商人对这些销路不好的东西不感兴趣,而社会机构缺乏足够资金来定期举办它们的展览。迟早会有赞助人打破这一僵局,让精神病人艺术有长期展示的空间。那时,精神病人的艺术作品将会在这里集结,再一次引发心灵的净化。”
未受训练的精神病人的艺术很明显引起了表现主义画家的极大兴趣,并为德国表现主义运动的起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场运动的最后仍是奇怪地围绕着“艺术中的精神错乱”。结束本章时,我们必须再次回到发现过程的反面,去看看那些声称在天才中看见了病态的理论最后的悲剧结果,以及立于传统之外的图画中的疾病证明。这些在切萨雷-隆布罗索(Cesare Lombroso)作品中得到大部分清楚体现的伪科学思想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美学理论,尤其是对“堕落艺术”(颓废艺术)学说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表现主义画家在精神病人强烈视觉表现力的图画中找到了与他们自己作品的某种相似之处,但是相似的精神土壤或情感并不表示他们自己也患有心理障碍。不过,纳粹时期所有这些艺术家都逃脱不了被告发患有心理或种族堕落的命运,因为他们的作品和智障或精神病人的一起展出,这被认为是患有精神疾病的证明。仅在几年之后,保罗-克利对精神病人绘画的公开赞赏就被用来错误地说明他混乱的心理状态以及处心积虑模仿疯子作品的艺术欺诈。假如直到1933年艺术或创作中的疯癫才得到肯定,那倒不是因为医院收容,而是因为国家的政治或法律迫害。
这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悖论:同一个国家,在孕育出普林茨霍恩的仅仅几年后,就发展出一套如此幼稚、如此扭曲以及如此危险的“科学理论”。正如我们所瞧见的,普林茨霍恩对精神病人艺术的极大欣赏衍生自对现代艺术的深切认识。《精神病人的艺术才能》是在表现主义影响下完成的,几乎可以看作是这场运动的思维衍生物之一。随着德国博物馆中表现主义作品的收藏,海德堡的精神病人艺术收藏也在逐渐扩大,美学及科学成见促进了这一过程。普林茨霍恩去世于1933年,这一年纳粹开始攻击现代艺术。因为无法用来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新科学理论,他为精神病人艺术所做的工作及其精神病人艺术著作被遗弃了。现在精神病学被用来拥护种族优越主义,被用作是发动对当代艺术及艺术家全面攻击的主要武器。对精神病人艺术的兴趣现在也集中在用它证明“堕落”艺术家及其作品的病态方面。
艺术及艺术家的“堕落”概念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产物。不过,在某个纳粹审美观的发展过程中,堕落艺术的名词呈现出新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它只是希特勒及其追随者所否定的艺术。希特勒的个人品味以及对视觉艺术的强烈兴趣,在国家社会主义的艺术政策方面起着主要作用。正如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在1937年所指出的,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元首如此直接地关注艺术品味及创作的构想。
无论我们应当如何评价文化界的罪犯们,我们都没有花太多时间着墨于这些艺术毁灭者。从一开始我们就已决定:我们不会让自己陷入和傻瓜或无赖一样的人(按成就判定)的无休止争辩中。事实上,我们总是把这些摧毁旧文化的先驱的行为当做犯罪。因此,如果他们真的相信这些病态想象力的创造之物表现着内心感受,或者真的承认这些作品自身只是对可悲潮流的同样可悲的妥协,那么一旦和他们发生一点个人争论,都必须把他们关进监狱或疯人院。
希特勒及其代表者的目标是甄别变态艺术及其创造者,通过消灭两者来净化德国文化。无论是艺术还是种族,希特勒只相信彻底的解决办法。虽然堕落艺术的概念一直备受讨论,但是相比较美学,它在精神病学领域的起源、精神病的本质及意义却没有受到多大关注。堕落艺术不仅仅意味着差的艺术、假的艺术、对政治有威胁的艺术、犹太艺术或颓废艺术,还意味着精神病人艺术:患有因精神堕落而引发的精神病的画家和雕刻家的作品。纳粹态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并没有在诊断评估方面停留太多时间,正如把它理解为对文化有威胁及作毁灭它的决策时一样。
正如我们所见,法国精神病学家本尼迪克特-奥古斯丁-莫雷尔(Benedict—Augustin Morel)在其著作中首次引入了“堕落”这个名词。起初这个词与艺术毫不相关。切萨雷-龙布罗索用它来针对有天赋的人,最常针对的是充满创造力的艺术家。龙布罗梭的作品在该领域内的极大普及,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许多美学家、艺术及文学作家把这种衍生的价值观作为攻击先进或新颖艺术的强大武器。
龙布罗索的首席德国弟子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利用他的著作、尤其是怀揣着这样的目的,发展出了伪精神病学美学标准。他利用这一标准对抗当时的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尤其是拉斐尔前派的画家和象征派。他的著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堕落》(Degeneracy)(1892)就是其中之一。
诺尔道为纳粹的堕落概念奠定了精神病学基础。那时许多前纳粹德国思想家,尤其是汉斯-F-K-冈瑟(Hans F.K.Guenther)和保罗-舒尔策-瑙姆伯格(Paul Schultze-Naumberg)详细描述了该概念的种族优越方面。但即使在龙布罗索的观念中,堕落思想仍具有明显的种族歧视含意。纳粹有关劣等种族和反犹太主义的著作阐明,优等种族包含上等的精神状态以及完美的肉体,劣等种族刻着心理疾病的烙印。表现主义艺术作品被视为是精神疾病的具体体现,是某一种族堕落的产物,是和诺尔德等雅利安艺术家一样患非遗传性心理疾病的结果。无论多么不愿意,现代艺术都被视为极具传染力的“病态艺术”。
从一开始堕落的概念就包括外貌和精神症状。堕落者表现出特定的外貌特征。纳粹党认为完美的外貌是雅利安人的特点,而丑陋古怪的外表是种族堕落的标志。所以毫不奇怪,表现主义画家的自画像被用作对抗他们的证据。早在1928年,舒尔策-瑙姆伯格就把现代艺术家的自画像和精神病人或智障人群的照片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并展示给读者看。由于许多表现主义画家故意把自己描绘成疯癫模样,纳粹当局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许多可以证明身体和精神畸形的作品。科柯施卡甚至花很大力气把著名的自画像描绘成了堕落艺术家的模样,展现出极度痛苦下的英勇姿态。
国家社会主义的审美观没有真正的新思想。它的各种衍生理论语无伦次到了极致,产生于盲目的偏见和对现代艺术根深蒂固的仇视,充斥于欧美各个国家。极权主义领导人对现代艺术的独裁跨越了德国国门。现代艺术处处受到抨击,有时被描绘成是肆无忌惮的艺术家和艺术商搞的大恶作剧,有时又是精神失常的产物,对社会和文化有着破坏作用,因此十分危险。把精神病学当做攻击武器的行为决不仅限于德国。直至1946年,澳大利亚画家兼评论家的莱昂内尔-琳赛爵士(Sir Lionel Lindsay)(1874-1961)才觉得应该抵御犹太人、国际猪猡、疯子、堕落者、黑人以及妇女对艺术的攻击:“现在从精神病院的笼子里飞出了各种傻瓜。立体主义、纯粹主义、结构主义、新造型主义、旋涡主义、表现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 白痴文化和浮躁的势利小人抵御不了一点刺激——这正是堕落典型而直接的证据。”他详细讨论了“犹太问题”,巧妙地将毕加索融进了这一群体,言下之意是说纳粹份子一来,现代艺术就在巴黎终结了。“然而我还是担心,随着巴黎犹太商和纳粹份子的到来,纽约将再次燃起硝烟。”
不是只有业余精神病学家才涉足诊断。著名医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感觉自己应该关注现代艺术。1932年,他发表了一篇有关毕加索的文章,在文中把毕加索描绘成一个潜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他是一位把在黑暗中探索当成宿命、不接受公认的善与美、被魔鬼般的丑陋与邪恶吸引的艺术家。正是这些涌现自现代人心中、给人一种无孔不入的宿命感的反基督的魔鬼力量遮蔽了被哈德斯的迷雾环绕的光明世界,以致命的腐朽气息感染着它,最后,就像地震一样把它震个粉碎,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毕加索及其展览是时代的标志,正如来看他画展的人多达两万八千一样。
然而,德国试图消灭现代艺术和艺术家,1933年开始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事件。这些事件标志着艺术自由在第三帝国的终结。屈服于纳粹的包豪斯学院关闭了;博物馆馆长和艺术教师开始被解雇;现代艺术展被关闭,作品被没收。1937年7月,阿道夫-齐格勒教授(Professor Adolf Ziegler)开始负责没收“堕落艺术”的作品。从公共收藏中移除的大约一万六千件艺术作品都被鉴定为堕落艺术,其中包括德国博物馆拥有的几乎所有表现主义画家的作品。1939年焚毁了大约六千件绘画作品;其余的都被销往国外。除了倾尽一生的作品被辱骂摧毁外,这些“莫须有”的堕落艺术家更被政府追逼迫害。纳粹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来干预他们的创作能力,剥夺他们的讲授权(Lehrverbot)、展览权(Ausstellungsverbot)以及最悲惨的创作权(Malverbot),甚至禁止其在自己家中创作。盖世太保进入画家房中搜寻刚完成的画作或未干的画笔。监禁的威胁非常真实。希特勒和他的文化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博士(Dr.Joseph Goebbels)拥有绝对的独裁力量,几乎能够抹去德国表现主义运动的最后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