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草场地摄影季——阿尔勒在北京”开幕式现场
要冒这种风险吗？说荣荣和映里不务正业。
他们创办的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在新浪微博粉丝有8268人，他们参与发起的草场地摄影季粉丝有6870人，“荣荣和映里”这个加V账号粉丝3795人；首届草场地摄影季开幕周吸引参观人数达1.5万人次，参与报道的国内外媒体达60多家；而在第二届草场地摄影季参与报道的媒体增至140多家；而即将要开始的第三季草场地摄影季盛况如何，我们尚不为知，已知的是他们期望更开放。
当然，这些数字并不为惧。令人心生敬意的是，这些数字背后的个体都爱三影堂，他们期待着草场地摄影季，而显然他们都知道关于荣荣和映里的故事。
如果说摄影家的正业就该好好创作作品的话，那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荣荣和映里要去这么费心思地去经营一家摄影艺术中心，再张罗一场发动全球华人摄影爱好者参与的三影堂摄影奖，还不够，再紧锣密鼓地筹备草场地摄影季。
困境：中国摄影很弱
“我觉得中国的摄影真是太弱了，所谓的弱不是摄影家的弱，中国的摄影家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但是中国的摄影土壤太差了，摄影机构、摄影收藏、摄影出版包括摄影评论，这些都是空白。”荣荣谈起这个问题有些激动。
在荣荣看来，今天的中国没有摄影收藏家。“在我们的体制下，根本没有提供给爱好者或者潜在的藏家看原作的氛围，少有人了解到摄影的价值，而去美术馆看到的都是些复制品，都是些书本的画面。而这就是我们对摄影的态度。”
“而且现在的我们并没有重视摄影，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的摄影太落伍了，中国的摄影比当代艺术要落伍三十年，虽然摄影也被囊括进当代艺术，可当代艺术那么火爆，摄影却很尴尬。问题在哪里？肯定和体制有关。比如我们最初的摄影，49年以后摄影基本上就是政治宣传的工具，那个时候不可能有独立的摄影家，有摄影家都是报社的职员，这点不如民国，民国之前很多人还可以独立创作。可是49年以后，基本上都是报社的记者才能拍照片，而且要拍往往是带着任务去拍的，要宣传这个，要宣传那个。”
“即便改革开放三十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人曾因为喜欢艺术从单位里辞职，自己去搞创作。可是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思维还停留在这，会想摄影怎么会是艺术呢？摄影怎么就能跟书法或者国画相提并论呢？摄影怎么能跟油画相提并论呢？”
“可是西方摄影早在30年或者40年前，它就已经在MoMA,盖蒂、泰特美术馆和那些画家们的作品平起平坐了，可是我们的中国美术馆有做过摄影的收藏吗？中国美术馆连一个摄影研究部都没有，就像陈丹青说过的一句话，摄影是所有美术馆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但是我们缺少了这个器官。所以，中国的摄影在机构里头是没有生命力的。”
因此，若对荣荣说三影堂可是草场地唯一甚至国内少有的专门做摄影的艺术机构，并不讨好，因为他的感觉是这太少了，我们这么大的国家竟然连十家专业摄影机构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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