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涉及到十一个方面的问题，我的策展团队各项负责人作了认真描述。内容分别是：（一）主办机构署名的背后（罗仕明）；（二）展览主题的前后变奏（张慧颖）；（三）艺术家邀请面面观（冯大庆）；（四）展厅的布置及其效果（罗彪）；（五）作品审查的制度问题（智豪）；（六）艺术传播中的媒体宣传展览前期宣传（冯石）；（七）如何组织人员及志愿者（李小溪）；（八）运输、保险与索赔（蔡峰）；（九）展览的平面设计过程（蒋翠）；（十）展览经费使用状况说略（蔡芳芳）；（十一）展览评选活动的前前后后（魏欣）。作者全是我的研究生，我对他们的要求是：面对事实本身，写出真实感受。

限于篇幅限制，以下仅选载其中三个部分：

I 主办机构署名的背后

首届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的展览主办单位是第二届中国重庆文化艺术节组委会，组委会一般是为完成特定任务而组建的临时性政府机构，也是中国的文化活动中经常运用的一种组织模式。双年展的直接承办单位是重庆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展览的具体执行机构则是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另外还有三家专业协作单位，分别是重庆市南坪国际会展中心、四川美术学院和重庆市美术馆（即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本届双年展采用了策展人制度，主办方聘请了中国著名策展人、批评家、四川美术学院王林教授为本次重庆双年展的策展人。

在本次重庆双年展的策展、执行过程中，各级主办、承办机构一共对参展艺术家及作品进行了五次审查。从最早对策展人提交的参展艺术家名单的审查到邀请艺术家作品审查，从初次布展现场，到开幕式前一天的三次现场审查。第一次现场审查主要是由承办机构文联和执行机构美协进行，第二次由文广局领导进行，而第三次审查，是由上级主管机构宣传部的负责官员来进行的。在第三次审查中，有数位艺术家的十多件作品在已经通过了前两次审查的情况下被撤除，展览的完整性受到很大影响。这里就有问题显现出来：首先表明官员意志对策展人实践活动的限制和制约是十分明确的。另外也说明在策展人主导的策展意图、文联及美协的解读与主管官员的解读，三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涉及到在当下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艺术实践的策展人及其策展活动的复杂处境以及策展行为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后者涉及到国家公民的合法权利保护与社会法治之间的关系。另外还体现了官方对当代艺术的策略等问题。就中国现状而言，政府主导、出资的展览由美协、文联、画院、学院、美术馆一类半官方文化机构主办，显然比由宣传部、文广局之类党政单位主办更适当一些。因为按“谁主办谁负责”的现行规则，文化机构在当代艺术方面的专业水准和开放程度也许会更高一些。

策展人的活动范围

本次双年展的主办单位是第二届中国重庆文化艺术节组委会，这个机构是由政府组织的临时性活动负责部门。而展览作为此次文化艺术节的一项重要活动，重庆双年展的直接承办单位是重庆文联，具体的执行单位又是文联下属机构——美术家协会。文联和美协在名义上虽然是政府机构之外的民间组织，有自己的运作方式和架构体系，但实际上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界进行有效控制和方向引导的手段，文联和美协所代表的是国家体制内文化艺术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倾向。这种控本文作者罗仕明制和引导的典型范例就是全国美展一类的选拔制展览。全国美展能利用各级国有传播媒介和交流平台，建立起一套符合官方审美价值判断的话语系统，并通过国家力量对其认同的艺术观念和价值体系进行推广和普及，进而对各级艺术实践施加有效的影响。

策展人制度作为国际展览组织方式在中国的多项艺术展览活动中已经被普遍采用，它与美协组织的各级选拔制展览有很大的差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策展人通过其独立的策展行为来使展览表现出明确的学术性、价值判断以及问题针对性。如果展览活动缺乏了上述要素，它只是一种图像的集中展示行为而难以成为真正的当代艺术展。所以，对于严肃的展览活动来说，策展人的知识结构、专业素养和态度立场决定了展览的学术水准与整体面貌。但在官方机构主导的展览中，策展人对艺术活动的理解却不得不接受官方意志的单方面解读。这里的更关键问题在于，官方意志的体现往往是依靠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主要官员，而这些党政官员由于对艺术相关专业知识的认识程度与理解方式等问题，往往导致对策展意图的误解。再者，各类文化管理部门对展览多重介入就使得策展人不得不在各种复杂多变的条件下去完成策展，从而很难完整实现策展意图和预设的展览效果。

除了各类官方机构主导的展览之外，目前另一主要的展览模式是民间艺术机构的展览，如画廊、拍卖行、基金会等举办的展览。这类展览往往不会受到体制意识形态的直接控制，但官方并没有放弃对这一领域的管理，而是以其他形式通过诸如行政、治安、工商、消防、文化监察等部门来施加影响。这一类的展览相对于前面谈到的官方展览中严格的审查制度而言，它在展览之前受到的限制和约束要少一些，但如果相关部门认为展览存在问题的话，那么在展览开幕之后也会受到制约。

还有一种展览模式是艺术家以个人名义进行的展览，因其传播、影响范围较前二者都要小，所以受官方意志的影响会更少一些。

由此可见，官方机构主办、民间组织的艺术活动和艺术家个人展览是当下中国策展人进行艺术实践的主要活动范围，而文化审查制度也在不同条件下以不同形式出现并施加其不同力度的影响。

策展的合法性问题

策展人在当代艺术展览活动中的重要性就在于其通过有学术目的策展活动，能使展览集中显现出明确、清晰的文化意图、艺术水准和价值观念，从而使展览负起相当的社会、文化和艺术责任。所以策展人制度在目前已经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策展方式，由此问题也随即显现出来，就是什么样的人能成为策展人？或者说策展人的合法性在哪里？

从策展人制度本身来讲，它强调通过策展人主体性参与显示出展览独立具备的意义，正是这些不断产生的意义构建并丰富了当代艺术文化的语境。而在这个过程中，策展人的知识结构、专业能力及其是否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应当说，这些正是考察策展人是否合格的基本要素。而眼下艺术界很突出的现象乃是策展人身份的混乱，其中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某些国家艺术机构的管理者利用其职务带来的权力充当策展人。国家公共艺术机构的公职人员通过种种途径占有国家公共资源，并以此获得策展的话语权。事实上通过职权之便将分散的艺术作品放置到公共艺术机构中集中展示，与具备清晰意图和价值判断的策展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

艺术展览制度中的各类艺术展览机构，如美术馆、博物馆等机构的负责人，其主要任务是行使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工作目的是对策展人、艺术家和欣赏者的艺术实践活动提供有效的协助和支持。这种职权分明的分工形式，既有利于实现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之间的相互配合，有助于国家公共资源得到尽可能充分的利用，以利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

公民权利与社会法治

重庆双年展在执行过程中经受了三次职权部门的现场审查，导致了展览中部分艺术家作品被迫撤除，影响了策展人预计的展览效果和策展主题的完整性。这个与文化审查制度有关的问题，涉及到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与社会法治观念的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条中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等的自由”、第四十七条有“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的明文规定。那么，在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现行的艺术审查制度是如何判断哪些艺术作品符合规定？哪些不符合呢？为什么不符合？这些问题的解答都需要可以参照的相应标准。但由于至今我国还没有制定关于艺术观赏分级的法规，所以，对艺术品审查的合法依据尚处于缺席状态。无法可依导致不能依法办事。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当被文联、美协负责人审查后通过的作品，又在下一次审查中被上级主管部门的官员禁展时，到底是谁对？进行审查的主管官员是否具备必要的关于当代艺术的知识背景和判断能力呢？既然官方委托文联、美协来具体承办重庆双年展，这说明官方清楚地知道这两个机构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专业性并予以足够的信任，但是在展览的审查过程中发生的事实又否定了官方对这种专业性的信任，这只能说明在对艺术进行审查的依据在无法可依的尴尬情景中，往往体现为相关职能部门主要官员的个人意志。

当公民表达自我的自由权利与官员个人意志发生冲突的时候，公民权利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在此次双年展中有充分的体现。布置完成的展览必须要依据其意志增删和调整，否则就不能开展。于是，除了关于艺术审查法理依据的空白等待填补之外，社会发展究竟是倾向“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也就出现了。重庆双年展作品审查过程及其结果，凸显出那些不合时宜的“人治”传统在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依然深有影响并发人深省。如果进一步思考艺术审查中的“人治”现象，可以发现用以维系“治”的权力根源并不是来自某个具体存在的个人，而是来自相应官僚体系中的职位关系，即下一级官员对上一级官员艺术判断的推测与臆断，越往下开口越小，管制越严，越容易趋于保守。官僚体系及职位权力是相对稳定的，而居于此职位中的个人则是流动的，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种对艺术实施“人治”的后果：一方面各类管理部门的职权范围是稳定的，会持续对艺术实践产生影响；而另一方面行使其具体权力的个人是要变更的，如果艺术审查依据于个人喜好与判断，则极易造成艺术价值判断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不利于大众文化建设与当代审美价值体系的建立，这样必然造成官僚体制对公民合法权利的漠视。

消费文化的遮蔽

重庆双年展的主题展——“ 当下艺术的文化想象”，是整个重庆双年展的核心部分，也是最能体现策展人策展意图的重要展览。主题展展览的地点安排在重庆会展中心一楼A馆，而重庆会展中心是一个以举办商业展销活动为主的场所。展场里的相关展板设备、空间格局、灯光效果、后勤服务等都是按照商业活动的规格和需求来设计的，从举办艺术展览的角度来看，展场的各个环节和其它的美术馆、博物馆有着很大的差距。而作为第二届重庆文化艺术节的项目，同时在重庆会展中心一楼B馆和四楼展厅进行的还有另外两个项目：第二届重庆万石博览会和中国西部书法摄影联展。客观的讲，这两个“展览”应该被归类为“展销会”更合适。万石博览会是由主办方召集了很多小商贩在展场里销售石头和石质工艺品。四楼展厅的中国西部书法摄影联展，也是由书法协会和摄影家协会共同组织的展销日常家居装饰品的活动。开展后买卖双方迅速把整个会展中心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批发市场。

把一项重要的当代艺术展览放置在一座巨大的集市之中，其结果不言而喻：从主办者角度看，所谓当代艺术就是文化产业或者说要尽可能将其改造为一种文化产业。将当代艺术彻底转化为文化产业，就是以商业资本彻底消解当代艺术对现实的批判意识，同时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还能为述职报告或年终总结中增添话题。从大众接受的角度来看，当代艺术中的针对性很容易被观众从形式上解读为猎奇的新鲜，而最终将其内在价值忽视。在官方意志与商业资本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下，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前景如何？这是通过展览所揭示出的一个问题。

有意思的是，在重庆双年展举办两个多月后，国家力量开始统一收编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当代艺术院宣告成立，而文化部文化市场司也在今年十月底发布了关于《2009中国现当代艺术重点推广项目评选方案》。这些措施是现代社会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官方意志和商业资本的合作，试图通过将原本边缘的、批判的当代艺术体制化、市场化，并最终将其改造为一项具备经济效益而丧失批判意识的文化产业。在无比迅猛的消费文化大潮冲击下，中国的当代艺术该去向何处？

II 展览主题的前后变奏

首届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于2009年9月在重庆南坪会展中心举行，其最终主题确定为“当下艺术的文化想象”，但在此之前展览主题的确立经历了一系列的过程，体现了艺术展览背后政府、执行机构和策展人等多重力量的博弈与协调。

展览名称

主题的确定与展览名称息息相关。策展人王林最开始考虑到把展览的题目确定为“重庆市当代艺术文献展”。就策展人的个人考虑，原因有三点：一是策展人曾经策展过文献展，具有丰富的经验；二是文献展之名在中国不多用，大多都喜欢以双年展的名称来提高城市知名度，而文献展名义的展览还没有；三是策展人曾对卡塞尔文献展和威尼斯双年展有很多了解，文献展更有学术性的品牌。在时间上，文献展四、五年举办一次，而双年展则必须是两年举行一次。就重庆现有条件考虑，四年举办一次展览，既有助于展览质量的提高，又能与其他展览相区别。但由于主办者是政府，要一个既亮眼又通俗的名字。双年展在中国是一个通用名称，相关部门只知道这个概念，展览题目最后确定为“首届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

双年展大的定位是“青年美术”。重庆是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给每一个来重庆的客人留下深刻印象。做一个有青年特色的双年展，与其直辖市年轻活力的形象比较吻合，“青年美术”可以成为展览最亮丽的名片。重庆市最大的艺术基地为四川美术学院，而四川美术学院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成就斐然，关键就在于青年艺术创作的不断推出。并且，整个中国的当代艺术都是因青年美术的推进而发展的，抓住了青年美术就抓住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脉络。展览名称也就是在此背景下逐渐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