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日常奇迹”由侯瀚如策划，四位女艺术家的作品组成。

专访独立策展人侯瀚如

不能失去精神与立场的自由

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知名华裔策展人侯瀚如有十余年的国际策展经历，从1994年芬兰的“走出中心”，1997年的“运动中的城市”，南非“约翰内斯堡双年展”，威尼斯双年展，上海双年展，这十余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侯瀚如是没有一个“单位”支付给他固定工资的，侯瀚如说自己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策展人。

记者：如何能让艺术家在策展人所界定的主题当中获得更多的自由，或者是艺术家的作品拓展了你的主题?

侯瀚如：对，当然我觉得艺术家的自由是首先要考虑的，我从来都觉得一个展览如果把艺术家的作品作为一个主题的插图，那是最糟糕的，而实际上你提出的这个所谓概念或者我一般都叫conceptaul framework概念架构，这个东西只是给予艺术家的创作一个定位，但是他本身的概念是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东西，我只是把这个相对比较独立的东西放到一个更加广泛的定位里面，然后在这个里面他可以成为一种公共话语，因为和这个定位发生关系同时也令观众可以参与进来，这样的话会形成阅读上的开放性，或者是后现代主义提到的“作者之死”，这种说法、关系我觉得艺术作品的意义并不是很简单的、封闭的、固定的，它仍然是在不断地被阐释当中，所以我们做展览的本身就是把阐释的过程加以更加有意思的强化。

记者：策展人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几年前连策展人的概念都没有，在1997年的时候做策展人和现在做策展人感觉上有什么不一样?

侯瀚如：从根本上来说我学会了越来越多种的跟更加具体的环境打交道的一些方式，而十几年前，我更强调是自我组织的、即兴的、临时的策略，来把一些作品的独特方面和能量表达出来。但是今天可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当代艺术变成了越来越官方化，我的意思不是说变成官方的东西，而是正式化、体制化，就是说做艺术有了套路了。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艺术变成了一个正正经经的市场上的一个产品，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市场化、体制化的背景，还能够使得艺术它本身超越这样一种限制，而保持它在精神上面、智力上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这就是说现实比十几年前更加具有挑战性，策划人面对的精神上的要求更高。十几年前实际上更自由， 艺术家的创作方式也非常不一样。现在艺术家的素养，比十几年前高很多很多，展览多了很多，博物馆多了很多， 杂志什么的也多了很多，各方面都多了很多。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第一就是作品的质量普遍在提高，但同时它越来越失去尖锐性，越来越失去这种个别、金鸡独立的、突出的性格。这是一个矛盾。

记者：这是一个国际化的问题吗?

侯瀚如：当然是。中国基本上就是更加有效率，但是更加临时的，质量更低的国际化倾向的一个版本，就好像中国的生活非常昂贵，但是都是一种非常廉价的、没有质量的昂贵。这对于我们策展人来说也是挑战，策展人本身，在十几年以前并不是一个主导，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行当，有学可上，有书可看，这样的话变成了条条框框很多，而且我们现在都在教学生怎么去做一些好的展览，好像好的展览是可以很明确地去描述的。但实际上，就我个人来说，我一直觉得越是这样明确的话就越是要想办法把它打破。

记者：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你觉得什么样的展览才是一个好展览?

侯瀚如：如果以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能做得好的展览就是，很认真、很准确地把作品的完整性表达出来的一个展览，把作品的真正的内容和学术的艺术纯粹性，它的力度表达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其实谁也不能说画抽象画就比做录像的低级，但是实际上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但你做一个展览的话，就算你做一个古董的展览，你还得把古董里面所含有的历史背景、作品在历史背景里的独特性能够用一种很敏锐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然后把作品像一个活着的生命一样，呈现在别人面前。作品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它必须是活的，这个不光是针对中国了，对全世界都是这样。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教学生怎么去做好的展览，这是把展览作为一个死的东西去看，而没有办法使别人感受到这些东西是活的，它背后的艺术家，它背后的生命。有一天这个作品因为物质的原因，可能会死掉，会消失掉。做展览就是要把这些东西的生命在一个空间里面表达出来，就是要把作品活生生地展现出来。

为什么我们需要展览?为什么艺术家的东西可以上网 随便就能看到很多东西?为什么我还要去看展览?因为它是全身心的一种感受。

记者：策展人还身兼批评家的角色。

侯瀚如：策展人不是身兼，他就是批评家。如果策展人不是批评家、不是一个艺术史家的话，他就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个工作人员，他跟那个美术馆里面看门的没有任何区别。

记者：策展人身兼了一个发掘人、批评家的角色，甚至有些策展人还会在当中参与一些画廊、画作的经营，参与买卖。

侯瀚如：这个和我没什么关系，这个是别人要干的事情。当然不可能每个人做事都非常单纯，我也要做其他很多各种各样事务性的事情，我也要去找钱、做很多社会关系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也在管两个部门，我的学校里面的两个部门，那么就有很多日常的、行政的东西，每做一个展览都有很多行政性的事务非常多，那么这个东西你不可能纯粹是一种文化上的，艺术上的东西，虽然我们花很多开支，70%~80%以上的时间去做很多很零碎的事情、办公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原则，就是我的工作，我自己的工作绝对不会是一种盈利的目的，当然不可避免地谁都要挣钱、吃饭交房租的。

记者：确实不太看到过你有商业文章。

侯瀚如：这是我的原则，从来不做。我可以给艺术家的画册写文章，因为他们是我喜欢的艺术家。但写这个文章有很微妙的一点——因为你给一个画册写文章，往往都只能够写一些比较正面的东西，但是我为什么接受写这个东西?是我觉得这个艺术家的作品是好的，他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才会去写。我不会随便接受一个任务，因为人家给我很多钱我就去写一篇应景的文章，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和广告完全不一样，但是可能有很多人写文章的时候很像写广告，那是个人的选择问题了。

记者：你策划过很多国际展览，比如伊斯坦布尔，也做过广州双年展和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你觉得国际策展和国内策展的经历有什么不一样吗?

侯瀚如：国内也有一些相当不错的策展人，当然从总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像我们大家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十几年来艺术都变成了一个主流的一种，社会主流的一种高尚活动，有的时候甚至成了一种高级娱乐，这个时候其实就从职业伦理的角度提出了挑战。

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当然你不可能离开现行制度，因为它就像空气一样的围绕着你。要么你就彻底不要做展览，但是如果你继续要做的话，必须要跟各种各样的市场、机构打交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责任，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还有和自己合作的艺术家和机构，我们干这个事情是为什么。

可能在美国的策展人更有一种知识分子对待艺术的态度。但是他们中的多数要不就是学院派，要不就是在非营利机构工作，比较顺从、规规矩矩做事情。我觉得中国好像这两方面都没有。就是说学院派也好、很规矩的策展人、知识分子的策展人都没有，这些成分都很少，而更多的是为了应付、回答一个马上就要实现的任务，很事务性。

国内的策展人很少有一个对艺术的个人信念，就是说“我相信艺术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有这样信念搞艺术才是对的。国内的一些策展人可以把一些商业画家和严肃艺术家如黄永砯等放在一起，这对我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对我来说黄永砯是艺术家，那些商业画家就不是艺术家。

在国内做一个艺术家好像很容易，但不少人没有自己的艺术信念，没有自己的艺术价值的标准，那么他们可能会做很多作品，但是这个很多东西对我来说不是艺术。

记者：那你的艺术信念是什么?

侯瀚如：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更多的是它用一种非常个人的、独特的语言，但是同时又能说出一些对于我们的生活、内心生存状态的一种有批判性的阅读，这个对我来说是艺术的作用。然后从本体上来说可能它是给我们带来看世界的另外一种方式并付诸实践。你的做人的方式可能会很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涉及到，就是说每个人的独立的、知性的一种历程，这是一个像生命一样的东西，必须要有一种很特殊的生命形式，这个对我来说才叫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