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中央美院美术馆担心的不只是版权问题

王璜生没有答应跟“G oogle艺术计划”合作。

2012年春节后，谷歌通过尤伦斯牵线，找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邀请其加入“G oogle艺术计划”。虽然此时尤伦斯已经和谷歌达成了合作，但是“尤伦斯的性质跟我们不一样，如果有些东西我不清楚的话，那今后我要承担责任的”，王璜生坦言。中央美术学院新美术馆2008年3月投入使用，是高校美术馆中动作频频、锐意革新的典范。

与谷歌洽谈合作，对王璜生来说还是头一次。合作涉及很多很具体的问题，“特别是版权问题，”他们说东西放在网上一般是没办法复制，但是它旗下网站都可以用我们的东西，然后可能去进行再创造的利用，我觉得这就是挺不可控的“，王璜生说。

在谷歌台湾地区新闻发言人给南都记者的回复中模糊地承认：A rt Proj-ect网站上的高画质影像艺术品都属博物馆拥有，而这些影像被世界各地的著作权法保护。但是所有影像受G oogle服务条款的限制，一般G oogle服务条款适用于整个网站的使用。针对更多的合作细节问题，谷歌发言人表示：“对于单一的合作博物馆，我们不对外公布合作的相关细节信息”。“产品放到网络上面等于说是永久产品，这是很好的，但是有些机构是不是拥有产品就不太好说了”，王璜生认为。

此外，一些细节也引起了王璜生的注意，“他们给我一个说法，用我们的像素发给他是50M，当时我就想50M我们可以印刷很大的画册，后来跟他再反驳的时候，他就减到了10M，说10M也行，我们就觉得怎么可以这么随意呢?而且你如果在网上公布的话10M都不用的，占用空间也很大的，不可能是这样的”，王璜生有着自己的判断。

按照王璜生的理解，谷歌是很国际化的平台，应该挑选国内的相关机构来合作协商。而他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听尤伦斯方面说，“他们过几天就要去找你了”，然后谷歌方面就过来直接找到他，“然后还很急”。如此，诸多的不顺畅最终导致了“G oogle艺术计划”和央美美术馆合作的流产。

实际上，早在王璜生任职广东美术馆馆长期间，就已着眼数字化建设。从2000年开始，每两年，他就跟首都博物馆举办一次跟数字化博物馆相关的培训班，虽然当时的广东美术馆资金不是很充裕，但是“必须先去了解”。

2009年夏天，王璜生离开广东美术馆，开始担任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到了央美美术馆之后，王璜生带来了很多新的变化。2010年初，央美开始建设的“数字美术馆”也是其中之一。

如今，只要你点开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网站，左栏下边便可以点进“数字美术馆”。现在还在展出的是“卢浮宫藏意大利文艺复兴珍品展——爱德蒙·德·罗契尔德收藏”展，在电脑屏幕上，你会看到一系列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作品。看完了，你还可以点进之前央美美术馆的展览“原作100：收藏家靳宏伟藏20世纪西方摄影大师作品展”等其他展览。“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展览撤掉以后观众可以重新回到现场。”王璜生说。

你可以在美术馆里游览，也可以享受很多细节，“我们做过一个国画展，每个国画宣纸的指纹都能变化，放大之后和平时我们所看到的效果还是不一样的，可以更为细部化”，王璜生说。

虽然目前来看，在国内做虚拟数字美术馆的案例并不止央美美术馆一个，中国美术馆等也建设了虚拟美术馆，故宫和首都博物馆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数字化建设，但是像央美美术馆这样，依靠教育部资金做到展出案例达十二个之多的数字美术馆，并不多见。正是因为央美美术馆自身数字平台的建设，让王璜生有了底气。在与谷歌方面洽谈时，“他们演示给我看的时候，在单项内容上，我觉得挺单薄的，没有太惊人的东西”。虽然这次跟它没合作成，王璜生仍然认为，“作为国内的美术馆，必须走上国际的平台，要有自己的平台，但是同时要有国际化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懂得国际上的规则，没弄清楚之前也不太敢冒险。”王璜生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