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但是它在你的作品里好像也有一些侧面的积极的影响,或好的一面。你把喇叭装置做得像纪念碑,有点神圣,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象征意味。
胡:它也是至高无上的。
朱:你对这部分还是持比较认同的态度的?
胡:对,因为这个也是客观地存在那儿,谁也抹不了的。
朱:那个年代留给大家的心理影响可能是双重的,既有理想主义的崇高的一面,又有革命的恐惧的一面。
胡:对,你看,它有理想主义的那一面;就像我父母,从我们记事开始,每天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每天六点钟就赶紧往单位跑去上班,天黑才回来,风雨无阻,几十年不变;因为当时受的教育就是人人要有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要把祖国建设得美丽富饶,让人们和子孙后代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就这样,都属于献了青春献子孙的一代。
朱:你想通过以喇叭题材传递什么信息呢?
胡:那么多年来,现在反省一下自己,我的一生,基本上就是被各种运动、运动、再运动了的一生;生命很短暂很宝贵呀,一生当中就被这个给耗费了,别的没有。一直都是抱着理想抱着梦想去做,现在看起来,当时许多东西是很荒诞的,但是在那种海啸、龙卷风的年代,你不可能有别的什么东西、想法,所以都是抱着这种梦幻般的幸福感,生活了几十年。
朱:但是你早期好像没有想到用喇叭来做作品,一开始也去过西部画敦煌是吧,后来也画一些表现主义的油画。早期的作品没有出现过红喇叭,为什么经过很多年以后,你又开始重新想起过去的这个记忆?
胡:起因还是1991年,德国邀请我去做个展,在柏林和科隆。我到德国以后呢,我的梦幻世界被打破了,我小时候受的教育是,我们要为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而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剥削压榨的,喝咖啡会喝黑人的心,资本家把变质发黑的面包给工人们吃;结果到德国以后发现完全两回事,黑面包比白面包还营养还贵。一切都不一样,当时在西柏林,它是高度发达的,汽车相当之多。我在那生活了一年,唯独听到过两次喇叭声;第一次喇叭声是因我鸣的,在中国走路呢都习惯爱怎么走就怎么走,刚去德国,我一只脚在人行道上,一只脚在马路上面站着, 结果那个车开着过来是擦边过地呜喇叭,第一次听到喇叭声,街上所有人的头一律“唰”的回过来看是出什么事了,这个印象太深刻了;第二次听到喇叭声,是有人结婚的时候,把那个小罐头盒挂在汽车尾部,走时“咣、咣、咣、咣”,然后那个喇叭“呜、呜、呜、呜”, 就这样,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德国那段时间,思考和反省了很多问题,自己和自己搏击,像绞肉机一样绞自己、笑自己、骂自己。
朱:在德国的时候又想起以前的那种喇叭记忆?
胡:对,就把这个喇叭的记忆,因为从一个噪声很大、喇叭声很多的地方,突然到了一个相对没声音的地方,巨大的反差对比,就把我的这个“喇叭”给勾出来了。因为我那会一直在思考,我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元素才能表达我的想法,自己都很困惑,从那会起就对这个喇叭有种较深的印象;1994年以后收集许多高音喇叭,开始创作。
朱:哦,哈哈。
胡:有些喇叭,是到那个废品堆里刨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