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德入口（Bard Enter）》，巴德学院（Bard College）

ARTINFO：劳伦斯，我们从你的艺术作品最初引起公众注意时谈起吧。对我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艺术家们对自己所做之事的想法与如今很不同。

劳伦斯·韦纳：那时的情况复杂得很。很多人觉得你正做的东西会建构起处理事物的新方式。我没将这当作什么新方式，认为那只是对我以前做的事的发展。我是认真的。我始终坚称自己是个唯物主义者，而非观念主义者。这并不是非要将自己独树一帜，是因为我与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还有唐纳德·贾德(Don Judd)，还有鲍勃·赖曼(Bob Ryman)这些人交流，因为我们当时想处理的问题是相同的：使社会尚未意识到其功用的东西客观化(objectification)。仅此而已。

ARTINFO：但那时真是如火如荼。我记得你与一些艺术家进行过唇枪舌剑的公共论辩，比如英国的艺术&语言小组(Art & Language)。

劳伦斯·韦纳：他们和乔·库苏斯(Joe Kosuth)这类人有着同样的问题。当然用意是好的，但他们太想成为某种“建构”的一部分，他们嚷嚷着说要去“瓦解”，却无视这样的现实：艺术创作的核心是创造一种你确信拥有某种功能，却尚未在社会中找到其位置的东西。他们在做东西之前总是先去找位置，不管要做什么东西都是这样，他们总在用一种与某些东西的“关系”，常常是与他们的“前辈”们的交流，然后就成了与比他们更大的腕儿们的交流。

ARTINFO：你的作品中隐含着微妙的政治立场。作品由语句构成，但严格避免给予观者以指示(orders)。

劳伦斯·韦纳：我不指使任何人去做任何事。

听到我必须讲的，看到我必须展示的，可矣，有谁必须去做些什么吗?我想不通。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艺术家是社会的重要成分。所以我们对物质世界提出的问题有无可非议的理由来得到呈现。

那不是去告诉别人为了看懂我你必须原地三转或跪倒敬拜之类的。我不相信指示。我觉得你告诉别人“墙上三条线”，他们感兴趣就会在墙上画三条线，但他们不是必须画，他们可以想象画出来的样子，这一样很好。

这不是那种假道学，而是说：“我要求作为人类有呈现我眼中物质环境的一种‘客观化’的权利，但我不需要给别人以指示的权利。”

ARTINFO：我好像没太懂。

劳伦斯·韦纳：就像涂鸦。所有的涂鸦都有权存在于任何地方，只要它说的是“我的孩子们很饿”，或“天是蓝的”，而不仅仅是“我!约瑟!”只要它不仅仅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借口，它就有权存在。公共艺术也是如此。一切公共艺术都是艺术家们为自己而做的，因为他们是公众的一部分。他们缴税，带孩子看牙医，和所有人一样。我们像所有人一样有在社会中的权利，不是特权，但是有权利。

ARTINFO：所以，当我们接受了它存在的权利，你觉得最成功的公共艺术应是怎样的?换句话说，你最成功的公共艺术作品是哪件?

劳伦斯·韦纳：我最成功的公共雕塑——比如在维也纳那一件，他们甚至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是否将它重漆，因为要花很多钱。同意重漆者占绝大比重。后来就重漆了，焕然一新，60%的人们都很高兴，说“这多棒啊!”他们不知道那是谁做的。那已成为他们社会的一部分，这便是公共艺术的真谛所在。

ARTINFO：在于对他人的生活产生影响?

劳伦斯·韦纳：比如那些井盖，我不是在逗乐。我只是试图解释，艺术创作不仅仅是在人们上班的路上搞乱他们这一天，而是要搞乱他们整个一生。这两样是不同的。在人们上班的路上搞乱他们这一天是一种青春期的挫败。但如果你能呈现一些人们可以慢慢开始组合在一起的东西——“一个，接一个呈直线”，他们会意识到这不止是井盖的事。

就是这样，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