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锋艺术思想史是一种精神史，是笔者根据自己的先验艺术观疏理当代艺术现象发生的历史。不承认人的存在的精神性，艺术家就不可能有任何情感性的创作，批评家就不可能有任何真理性的言说，策展人就不可能有任何非商业的策展，收藏家就不可能有任何历史眼光的收藏，艺术活动家就不可能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奔走。在笔者眼中，艺术是人的存在的一种精神样式，同形上、宗教并存。进而言之，艺术是人的彼岸化的生命情感的象征性形式，形上是人的彼岸化的生命理智的观念性思想，宗教是人的彼岸化的生命意志的指使性信仰。它们发生在人的自我意识与超我意识之间。由此，我们看到艺术与人的个体生命的精神的关联、看到它与人类的普遍自我的关联，看到它与终极存在本身的关联。这种关联的中介，是每个作品中独特的艺术形式。在此意义上，艺术的历史，就是人的精神如何展开在形式中的历史。由于艺术形式必须借助特定的物质媒材，所以，艺术的历史也是物质媒材如何被艺术化的历史，或者说特定的物质媒材被精神化的历史。

艺术这种精神样式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的生命情感的感觉性象征形式。我们评价一件作品的思想性，会考察它是否表达了作者一定的精神内涵、看它是否是人的普遍性的生命情感的表达，考察其独特的感觉性的、象征性的形式。在中国当代先锋艺术中，能够把这几个方面的规定结合起来的作品实在不多。总体而言，中国当代艺术界，实在只有比较优秀的艺术家而没有出现伟大的艺术家。

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先锋艺术思想史作为一种精神史的立场，笔者还将关注那些从否定层面追寻人的精神历程的作品。它们在艺术上，表现为对汉语思想传统与现实中的肉身主义与物质主义的抗议、质疑乃至控诉。华夏文化从精神向肉身与物质、从超世的向往到入世再到一直以世界为世界本身归属的俗世化（区别于一般而言的以神圣者存在为背景的“世俗化”）的堕落过程，有敦煌莫高窟的艺术演变史为证。

这种体现在中国艺术中的华夏文化不断沉沦为肉身化、物质化、俗世化的思潮，其根本原因在于华夏族群没有经历人类思想中基督教时代的洗礼。换言之，今天，如果说在人类史的意义上我们的文化是在遭遇人们的精神觉醒中经历从权力政治时代向资本经济时代的更新，如果说在社会史的意义上我们的社会是在“混现代”中经历从前现代向现代的更新，那么，在心理史的意义上我们的族群正在经历从前基督教时代向基督教时代的更新（相反，西方社会已经完成了从基督教时代向后基督教时代的转型。其标志为：社会生活中的情感伦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无不建立在基督教神学伦理的基础上。所谓西方文化的世俗化，实质上指在原有的神圣向度中拓展世俗的向度，即在创造者的领域内拓展受造物的生存空间。当然，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这个过程中也的确出现了对于神圣存在的偏离乃至否定的思潮）。由于基督教在三位一体的教义中肯定了圣灵的功用，由于基督教在创造论的教义中赋予了人作为精神性存在者的形象，艺术家在创作中的精神性源泉、观众在接受中的精神性感知才获得了根本的奠基。

其次，中国先锋艺术思想史是一种观念史。它还将阐明当代艺术现象中发生的思想事件。艺术作品中的思想事件，指作品内部戏剧性地发生的一切，包括艺术家不同的信念（对于作为宗教信徒的艺术家而言即“信仰”）、观念在作品中呈现出怎样的冲突与张力，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在意识方面、在精神方面、在文化方面的意义。艺术家所创造的原初图式中有无这样的思想事件的发生，是笔者评价其是否优秀的根据之一。为什么？因为如前所述，无论就人类史、社会史还是心理史而言，华夏族群现在所遭遇的一切都带有某种戏剧性的事件特征：它正在经历从权力政治时代向资本经济时代的转型而又必须直面精神文化时代的难题，在“混现代”中经历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而又必须直面后现代、另现代所产生的难题，经历从前基督教时代向基督教时代的转型而又必须直面西方社会进入后基督教时代的所谓去魅思潮。在根本上，这种转型本身，就是华夏族群自二十世纪以来上演而且还会继续不知上演到何时的一场史诗般的观念戏剧，但愿它不要成为一场暴力轮回的历史闹剧！

此外，中国先锋艺术思想史的写作使命，在于对其中的思想事件展开诠释。不过，总体上，在中国当代艺术中，具有这种内在的意义张力的单件作品并不多见。多数艺术家的多数作品，由此而显出在内涵上的平面化倾向。这同中国当代艺术的学院教育制度注重唯技巧论的教学方向相关。另外，至于艺术作品在形式上的冲突与张力，也属于中国先锋艺术思想史关注的课题。艺术语言上的极端突破，源于艺术家对某种新的艺术媒介的发现或创造。在此意义上，中国当代艺术并没有出现像杜尚、理查德·朗那样伟大的艺术家。前者是借助场景转换使现成品作为艺术媒介的装置艺术的现代先锋，后者是通过行走突破雕塑边界的大地艺术的后现代代表。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