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东西——从洪浩的新作说起 2012-05-09 15:05:55 来源:99艺术网专稿 作者:张朝晖 点击:
在洪浩的《我的东西》中,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将大众消费社会的商品充裕和泛滥与当代都市的图像化社会巧妙地结合起来, 互为表里, 都是中国目前城市现状的概括。

2009-美国,纽约现代美术馆

纽约现代美术馆 美国 2009

 

你的东西都有什么?看看你手边都有那些东西,那些你每日的生活与工作都不能离开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组成时间的链条,将你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这些东西也是一张网,将你的生活包围起来。我们的东西是各种各样可以在各类商店买到的消费品,办公用品,这种东西由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大小工厂生产出来,供我们使用。这些东西成为同一代人可以分享和交流经验的载体,也是我们的社会和私人生活中的必须品, 甚至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这个时代有自己特有的东西,对这些东西的认知和感受成为的文化认同的标志。

 

艺术家洪浩的新作品《我的东西》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不仅评论家艺术家,艺术杂志编辑,收藏家,画廊老板等业内资深人士对这一系列作品格外关注,而且最近在北京世纪坛艺术馆内的《中国极多主义》展览上,这套作品同样吸引了普通参观者的注意力,甚至连小孩也感到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动机驱使艺术家将无数的东西罗列在一起?

 

《我的东西》似乎是再简单,再熟悉不过了,都是我们每天都离不开,都要触摸,使用和消费的日常生活用品, 而且都是工业产品。离开了其中的哪一样,你都会感到生活的不便,虽然这些东西都很小,很便宜,微不足道,以至于很难让今天忙碌的现代都市人考虑到它们的存在。在文字中一一罗列这些东西的名称,似乎可以是大部头的字典,但没有意义,只是显得琐屑和累赘。但洪浩作品中展示出来的东西有成千上万,但却产生足够的魅力吸引观众去逐一审视,在这一过程中又会获得视觉的快感的满足,这一件件细小的东西可以让观众体味现代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一段生命的流程。感受这些东西似乎在触摸生活本身的肌理,让人感到新奇颖异,并能激起观众的联想。

 

洪浩的作品《我的东西》在他的工作室生产出来后,第一批观众是那些总在艺术家中间寻找新可能性和发展苗头的艺术策展人。他们注意到, 艺术家要表达的也正是他们关注的问题和现象, 艺术家以具体的,形象的甚至动态的和可以触摸的形式表达了艺术策展人将要表述的理念。或者说的直白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可以作为资源可以建构批评家和策划人展览和理论思考的框架,作为材料,可以充实展览的精神内涵。例如,《中国极多主义》展览的策划人高名潞选择了洪浩的《我的东西》。高这样认为洪浩作品在展览中的意义:

 

“艺术家洪浩用现代数码技术作了现代版的“梦华录”。他将每天用的,凡与其生活工作有关的各种物品,牙膏,可乐罐,面包,油画色,香烟,铅笔,鼠标都放到扫描仪上扫入电脑。然后用电脑设计技术将这些物很整齐地排列成一幅幅的“抽象画“。远看是非常不具体的”形式感“,近看则是清晰得有点”超现实“的,密密麻麻的”百件“或”千件“物。洪浩把它们称为《我的东西》。洪浩在扫描,存入,取出,编排这些物时,已远离他使用这些物时的感觉。这些”有用之物“现在成为‘审美之物”。成为艺术形式的元素,“色块”,“线条”。它们脱离了实用之物的属性(名称,材料,功能,信誉,价值等)成为“千”“百”物件中毫无个性的一元,成为“极多”的“牺牲品”。但是对中国人而言,抄录,摆弄,描绘,数算这些“物什”的过程本身即是一种乐趣,是一种“悟道”。1我们可以归纳出高名潞在这个展览中选择洪浩的《我的东西》的原因在于1)物件的数量之多,2)有用之物转变成审美之物 3)对“什物”的把玩过程本身是乐趣,也是“悟道”。

 

毫无疑问,“东西”的数量之多,令人惊讶,也是作品本身最显而易见的表面特征,可以轻易和毫无问题地纳入任何与“多”有关的话语叙事。在洪浩的视觉世界,东西的“有用”和“无用”并非特别值得关注的,“东西”在这里只是视觉材料,这些材料提示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的丰富与多样, 都是有用的和实用的。作为艺术材料的产品化的“东西”其原本也是经过产品设计师的反复推敲出来,同时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特质,从而受到消费者的喜欢。这些产品化的“东西”在经过艺术家的选择与排列组合后,构成一件令人产生视觉愉悦感的作品,一件远看是“抽象”的作品。这应该是现代主义艺术意义上呈现方式。《我的东西》的审美外延自然不会排斥这样的可能性。但对于作品自身的当代性的阐释,就显得牵强,因为产生欧洲现代主义艺术的社会背景与《我的东西》的时代环境有着很大的差距。在高名潞的“中国极多主义”叙事话语中,“中国”显得格外醒目,虽然文章没有对“中国”概念的使用范围进行界定,也是按约定俗成的理解来使用,但在有关当代中国的感觉和描述话语缺失的情况下,传统中国的概念和用法就会借来描述今天的新事物,新情况和新感觉,这无疑会产生隔靴搔痒的现象,甚至产生误读,例如,高名潞对《我的东西》的最后一条阐释,从摆弄的过程到“悟道”显然是传统文人“把玩”的心态。我想在今日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很难再以“把玩”的心态来面对图象,信息和产品爆炸的时代。当然,作为艺术理论家和策展人,高名路有自己的理论逻辑将《我的东西》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 在这样的体系内视觉的作品与文本的叙述自然形成一种密切的关系。而且,人们容易接受这样的观点,艺术作品只有在让不同的,甚至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 理论家和策展人都感兴趣, 都能激发他们的灵感的时候,这件艺术作品才是开放的,超越性的。因为这样的作品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共享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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