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我看来，早期的方君璧就是出手不凡的，她的艺术感觉不算那种从幼稚走到成熟的艺术家，是开篇一读就让人喝彩的人。要说她的作品有某种成熟的变化的话，是她独自在潜心尝试西画与中国画之间的一种沟通融汇，想用西画的写实笔法，画出东方人最为讲究、用语言说不出来的那种空灵气韵。这种技法的自我探讨，从她早期的一幅题为“神与梅花一样清”的作品里已看到端倪。

方君璧是很纯粹的艺术之人，她爱绘画的程度是当它为自我的生命，而不是当成人们所说的某样追求的事业或是仅作一种爱好。绘画的延续就是生命的延续，生命的质地就是画品的质地。

她的人与政治素无关系，可是她身边两个重要的人，爱人曾仲鸣、为师为兄的亲人汪精卫都在政界。这些原本并不想做官却有大才的文人，历史却造就他们的脚印，要他们走在治理国家的前列，且为这样的使命要重新返回国内。但是政治纷争是一件你死我活的事情，在一次刺杀事件的意外巧合中，方君璧的夫君曾仲鸣为汪精卫挡了无数的子弹，正当年华的大才子仲鸣，扔下痛爱的美妻与三个娇儿离世，且因时事风云变幻充当了罪人。

政治终于像飞速旋转的漩涡，将一心为艺术的君璧卷了进去，断了她自出生以来的完整，改写了她的整个人生。须知她与曾仲鸣之相爱，比生活中的平常夫妻高出不知多少格调，两个幼儿时就识得，又一起出国，诗词歌赋上你应我和，彼此纯为爱情在一起，你侬我侬，原是精神与灵魂上的伴侣，现在天垮了下来，君璧的一半生命也就去了。

她原也是同时受了伤的，子弹再差毫厘就可取了她的性命，但是一种坚韧的毅力令她活了下来。她还有与仲鸣所生的三个小儿，还有她的艺术，还有仲鸣留给她的爱。前半生的情感积蓄虽然已在瞬间隔世，但可当成精神的干粮，拿来支撑她的后半生岁月。

也许，从这种贵族式的家庭里出来的人，还有远远超越现世的一种价值观，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只要生命的丢弃不是为个人恩怨，就是一种“义”与更大的值得，如君璧的哥哥方声洞当初为辛亥革命献出宝贵生命一样。在这里，君璧自小有的刚柔相济的性情于危难中站了出来，挺直了她的腰杆，让她的艺术与她的人生，可以一如既往地、繁花盛开地继续向前。曾仲鸣离世的隐痛伴随了方君璧余下的大半生，她不肯再嫁，嵌进骨头里的爱，让她再不能接纳任何他人。她将她的心与情，连同她卓绝的才能，无保留地融入在绘画里。

在始终可以提笔绘画这一点上，方君璧比同期曾经留法、后取道回国的绝大多数中国画家幸运。她不仅有作画的自由，且能在机会到来时适时地出画册、举办个展。在1940年代至1970年代那样跌宕波折的年月里，她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内地都举办过个人展览，解禁后的1978年，中国国家美术馆甚至为她举办了大型的画展，算是以国家的姿态求了她的大同，而此时中国艺术的冰封期尚未完全解冻。

方君璧可说是那个年代举办个展次数最多的一个女画家。别小看这种在我们今天看来普通平常的事，这只能是属于方君璧的殊胜的荣光。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民，在经历长期的颠沛流离的国难与民难之后，50年代初被进入了概念上的“新中国”，另一种高压统治下的病态时代已然开始，艺术成了罪恶，只沦为政治宣传的简单工具，艺术之人自然也都成了罪恶之人，要遭受各种非人的砍伐与涂碳了。

为免于被羞辱被定罪，有多少原本可以成大器的画家悄悄放下了手中的画笔。此时的方君璧反而因为过去的政治原因，不能也不会呆在国内，倒可以在他国的阳光之下安静作画。阴差阳错中，看似不公的命运竟然以另一种方式庇佑了她。虽然在更大的本质上，是国家一直在抛弃她。但细数这百年来的近现代史，尤其是这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因意识形态受到冲击与抛弃的人何止千万，所以面对方君璧的流离失所，只能在心上去为她伤痛，同时为她坚韧的生命意志、她的璀璨艺术，给出最大的敬意。在1968年所出的一本《方君璧国画集》序言里，她这样写道：“试问孤根何处是，剩此残红片片。”这阕词是她从前咏玫瑰花瓣的词句，是她对仲鸣的遗爱的心情，也是她在历经中日战祸、世界二次大战、国内亲友或牺牲或死亡殆尽、辗转流离异国多年之后对自我的深切悲叹。

但对我们这样隔世的后人，她经历的残酷命运已渐渐隐匿、平息在远去的时光中，眼前所能看到的，只有她潜心描绘出的一幅幅闪耀着生命光采的作品。从艺术史的大格局上来说，民国油画不是参天大树而只是一枝幼嫩的花骨朵，它是少数见识过西洋绘画语言又欲将其带回中国发扬光大的新派画家们追寻的艺术理想，未着土壤便已几乎夭折。好在这其中总有几颗结结实实的种子落了地，发了芽。徐悲鸿组建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刘海粟创办的上海国画美术院、林风眠在杭州创办的国立艺术院，便是几颗优良种子结出的果实。方君璧是完全的个人成就，被她暗喻的残红片片的生命，在她的笔下化成了满眼的山花烂漫。

品读方君璧的绘画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如果做其它的事情要有所节制的话，看她的作品却不用克制涌动的情感，尽可一任沉醉。而在酣畅淋漓的烂醉之后，她的作品又自有一种气势与安宁，让人最终沉静下来。那燃烧人激情的，是她画中艳阳般出挑的色泽，金黄与粉红。那让人最终平息情感的，是她笔触之后透出的一种清澈。是的，她的画真是太大气干净了，她的教养、她的人生全在里面，是过滤了命运的凄惶之后留下的爱与美的情怀。很神奇的是，一生久居国外的君璧，其人物画中没有出现过西方女人的身影，全是眉舒目慈、带些佛相的温婉的中国女子，她们美雅而漂亮，着立领小袄，穿曳地长裙，嘴角浮现着浅浅的笑意。

她对家的深刻记忆，几乎可说是定格在她去法国前的民国中国，尽管后来她也数度由国外往返中国或作短期停留，但巨变后的中国已不是她理解中的国，也非她的家，她终于只是一个客人了。她的永远的乡愁，只有再现于她的画中。也正是这样具有浓郁东方风格的绘画，使得法国人对君璧倾心不已。早年巴黎学院院士兼东方艺术院院长葛洛赛先生(ReneGrousset)就写文大赞她的艺术，说她的画“显示艺术家和人文主义者可爱的人格”。在她的晚年，即她逝世前两年的1984年，巴黎博物馆为她举办了“方君璧从画六十年回顾展”，对君璧的艺术、对她的一生，都给予了最大的欣赏与首肯。也许，这也是他们对这位温文尔雅却意志坚韧的东方女子，在精神上伸出的抚慰之手。

对一个画笔不离指头、将绘画当成生命的女人，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结局更幸福的呢。而君璧本人，由年轻到年老，始终好看，修眉长目未曾有多大的改变，仍然气质清绝，唯眼神比年轻时深邃，是所有的悲欢都沉睡于其中了。她很爱画梅花，画中国意味的花草与山水，一生中有小半的时间拿出来，想参透意境无穷的中国绘画，也用心习绘纸墨之间的点滴关系。她的水墨画，原也是透着与油画一样的清澈、好过许多单学水墨的人的。

由年轻时所绘的“神与梅花一样清”中身披红袍手执梅花的美女子，到年老时画出在白梅前端坐、白发覆盖的自己，均显示着她在精神上的一种自觉与好洁，好一番伊人气度!今天，伊人已经不在，记述她的历史仍然大段地脱节，凭空不能填写。好在，时光如水，时代改变，政治诉求与当权者已经过去，君璧还是君璧，画还是那些画──这一点是最关键的，画上的东西不能更改──这就是最立体的方君璧了。我是如此地敬佩与欣赏君璧与她的画笔，我写她一如赏她的绘画，半点不加克制，一路放任着对她的喜欢。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