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淳：2001年秋天，我曾对你做过一次访谈，那时你的工作室在成都的沙子堰，并且，很多艺术家都在那儿，像何多苓、周春芽等人。一晃10多年过去了。今天，你的作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的话题就围绕着你近几年的创作，从你的变化谈起。
郭伟：在别人看来我的作品变化很大，但其实就骨子里的主题观点并没有改变。从我的“红色系列”到“蚊子系列”以及后来的其它系列，这些模糊的标题是不刻意去表达某种特殊的情境，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看法。
刘淳：这一点，我从你大量的作品中能够看得清楚。上世纪末，人的自身问题和现实问题不断引起艺术家的关注，以日常生活为题材成为艺术家创作的主题。90年代中后期，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反应与表现等通过视觉艺术的方式展现出来，当时是怎么想的？
郭伟：说到那个阶段的作品，我有必要简单的谈谈当初背景，“文革”结束后几年，出现了大量的伤痕文学以及绘画。发泄、反思搞了好几年后，后来中国美术馆展出了一批十九世纪法国乡村绘画，艺术家们感觉到乡村题材远离政治更加接近纯艺术。再往后。对形式的追求以及八五思潮等，使中国艺术进入西方各大艺术流派搅的拌时期。此时我进入四川美术学院学习，反叛、兴奋、热闹后的疲态就是我当时的状态。于是，关注身边的人，调侃所有的事，思维方式和技术处理更接近早年的丑陋现实主义，区别在于只是少了些批评性，增加了一些无聊和我喜欢的荒诞。米兰·昆德拉的书是这一时期的热门读物。那时的作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
刘淳：在你的作品中，你将一些“不起眼”的动作和表情固定在画面的某个角落上，并且获得一种意外的视觉效果，也获得一种特殊的意义。甚至，与当代社会中人的精神状态非常吻合。我想知道你是怎样思考这些“没有意义的生活的”？
郭伟：谈到“没有意义的生活”，让我想起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人其实就是一个演员，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有限空间、有限的角落或“舞台”上表演着，在无聊中寻找着“意义”。
刘淳：你的创作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转变的？
郭伟:创作的变化其实并非像一张清晰路线图，一切都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发生的，只有向后看才易发现这些变化，追求视觉多变的欲望是支持我向前行走的动力，我相信只要还在行走，变化永远不可避免。
刘淳：2010年初冬，我和方力钧等人到蓝顶拜访你，看到你的一部分作品，与你在90年代所关注的主题发生很大的转变，简练而单纯的色彩和模糊却精炼的形体，让我感觉到你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郭伟：严格意义上说，除了外在的视觉形式有些不相同外，所关注的点和问题其实还是人，还是那些无所谓的人，还有那些无所谓事。所谓的变化只是视觉范围扩大了，内容也不再像过去那么单一。
刘淳：我是说，你在画面上使用的技术手段也发生了变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
郭伟：其实，我喜欢欣赏传统性绘画，但同时希望自己的绘画有今天的感觉。今天是什么呢？今天就是一种用今天的方式说话办事的态度。
刘淳：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还是新世纪的10年，你的作品始终隐藏着一种情色的东西，而且，这种情色的东西又好像若有若无，当你仔细观看或认真感受时，它跑的无影无踪。反过来，有时候它又在你眼前晃来晃去。我觉得它在你的作品中非常重要，请你具体谈一谈。
郭伟：套用一句话：“你不问我时间是什么，我很清楚它，当你问我什么是时间时，我茫然了”。人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人性的东西，我们应当充分的去尊重它，换句话说，我们用任何的标准去评判它的好坏，都不会准确，也不可能准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只是呈现了人性的某一部分，表明我对它的尊重而已。
刘淳：我觉得你在画面上对形体的剪影处理和色彩的概括处理，重新确立了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视觉语言。我从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戏剧性感甚至是舞台感，对此你是如何思考的？
郭伟：我个人对扁平的偏好，哪怕是对空间的利用也不想用三维，二度再加一点点对我来讲就够了，上次我的“制造”展，充分体现了这一偏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