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释审美共识的时候，超文化美学家喜欢从进化心理学、脑神经科学、认识论等方面来寻求理论支持。在一些超文化美学家看来，人类的审美共识具有遗传学上的基础。人类对美的偏爱在二百万年前的更新世(Pleistocene)时期就已经形成，有关信息保存在人类遗传基因之中。人类之所以偏爱东非草原景观，原因在于人类最初是在东非大草原上由类人猿进化为人的，人类对美的偏爱受到当时生存环境的影响。

除了这种依据进化论的解释之外，还有依据民意测验的解释。上面提到的科马和梅拉米德的系列绘画项目“人民的选择”，就是建立在民意测验的基础上。此外，这种民意测验方式还被广泛运用于有关景观的审美价值的评定之中。比如，一些景观设计师将景观拍成照片，让公众根据照片给景观评分，最后通过统计得到不同景观类型的审美价值的平均值。得分高的景观审美价值高，得分低的景观审美价值低。

进化论与民意测验，是从质和量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解释审美共识。进化论的解释，旨在从质上寻找审美共识的根源；民意测验的解释，旨在从量上寻找审美共识的证据。将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考虑，就能够给审美共识以充分的解释。总之，超文化美学对美的普遍性的认可以及对审美共识的根源的科学探讨，对于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美学研究的对象更明确了。如果美具有普遍性的话，暂且不论造成这种普遍性的原因为何，至少可以将美学学科安心地确立在对美的研究上。事实上，从古希腊开始，美就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只是在18世纪现代美学确立的时候，由于对美的普遍性产生了怀疑，美学家们才避免将美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而选取像趣味、想象、感性认识、审美经验等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

其次，美学研究可以变得相对更客观。如果美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象，美学研究就可以对美的现象进行分类研究，而暂且撇开对这种现象的评价问题。以往的美学研究，容易将分类与评价混在一起，从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按照以往美学的一般看法，美通常被认为是好的、令人愉悦的、值得肯定的，这样就容易反过来将人们认为是好的、令人愉悦的、值得肯定的东西视为美的，从而影响到对美的现象的客观研究，而且限制了美学研究的范围。比如，在近来有关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中，就凸现了将分类与价值混淆起来的美学的缺陷。一些人不赞同日常生活审美化，就主张美学不应该研究它。但是，如果我们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视为一种美的现象，而不包含我们对它的评价，对它进行研究就无可厚非。让我再举一个相关的例子来加以说明。艺术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好东西。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局限艺术研究的范围，将那些有可能不太好而本身是艺术的东西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我们首先应该在分类意义上将艺术与非艺术区别开来，然后再在艺术的范围之内进行价值判断；而不是依据我们的价值判断去做艺术的分类，因为这样就无法避免研究中的主观因素。

再次，当美学摆脱了因为价值判断而导致的局限时，它就可以将研究范围开放到广大的生活领域，比如，研究美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以成为审美经济学，研究美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可以成为审美政治学。这里的研究只是分析，价值判断必须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既可以赞同，也可以反对。

最后，具有普遍性的美，可以为建立适合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提供基础。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取代了意识形态冲突，不同的文化并没有因为交往的便利而走向融合，相反为了维持文化身份而不断强化各自的独特性。如果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美的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那么就有可能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全人类共享的新文化。只有这种弱化文化背景的新文化，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美学研究，可以在促进这种新文化建设上做出独特的贡献。

三、文化间美学的思考

超文化美学的研究遭到了一些思想家的质疑。比如，丹托(A. Danto)坚持认为，人类在美的问题上本来没有普遍性可言，之所以呈现出普遍性，是因为现代商业的影响：由于挂历和广告的影响深入人心，人类在审美观上逐渐趋同了。换句话说，人类在审美判断上的普遍性，是现代商业塑造的结果。包括丹托本人在内，不少思想家对于全球化造成的审美共识持抵制态度。一些多元文化论者尤其担心，强势的普遍论会给某些非主流文化造成压力。为了避免这种压力，超文化美学近来有向文化间美学(intercultural aesthetics)发展的趋势。与超文化美学单纯追求审美共识不同，文化间美学在追求审美共识的同时，又力图保持审美多样性。如何能够做到既追求共识又保持多样呢？对于文化间美学来说，尽管审美共识依然十分重要，但不像超文化美学家主张的那样，这种共识是事先决定了的(比如，由遗传基因决定了的)，而是一个尚未实现也许也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换句话说，审美共识，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追求的理想，而不是现在或过去的事实。鉴于这种理想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它依然可以庇护审美判断的多样性。如果说比较美学注重审美判断的差异性，超文化美学注重审美判断的普遍性，文化间美学注重的就是某种能够包容差异性的普遍性。文化间美学体现了全球化时代人们的一种心态：既希望获得群体的普遍性，又希望保全个体的差异性。

四、进一步的思考

如何才能做到既要求普遍性又保持差异性呢？我们这里不打算抽象地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将这里的问题转变为：在有普遍性理想与没有普遍性理想的情况下，差异性是否有所不同？答案是肯定的。在有普遍性理想的情况下，差异性将发展成为相互欣赏的差异性；在无普遍性理想的情况下，差异性将发展成为相互对立的差异性。关于相互欣赏的差异性，当代思想家已经有一些深入的思考。这种思考基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由于承认差异性，当代思想家并不要求简单地取消他人，而是在承认他人与自我不同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找到自我尊重和欣赏他人的依据。

美国哲学家普特南(H. Putnam)构想了一种理论，能够解释自我为什么要尊重他人。普特南的逻辑是：对于人究竟该怎样生存的问题，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每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独特构想，都是对人类生存选择的丰富性的贡献。由此，每个人对怎样生存的构想能力，对于全人类都有助益，因为它对于人究竟该怎样生存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

不过，根据普特南的观点，他人的存在尽管在丰富人类怎样生活的选择性上具有价值，但这种价值离有限个体似乎比较遥远，除非个体具有实践人类全部生活的潜能，或者有一种超越的个体，他可以从总体上构想人类生活的全部可能性。换句话说，普特南将个人自我实现与尊重他人结合起来的理论，只对上帝、超人或联合国有效。

另一位美国哲学家卡维尔 (S. Cavell) 构想了一种更为精致的欣赏他人的理论。卡维尔拒绝接受封闭的、固定的自我观念，主张自我总是处于朝着更高的、更完善的阶段发展的动态过程之中，这种努力向善的过程永无终结，这不是因为自我永远无法达到下一个更高的自我，而是因为一旦达到了一个更高的自我，另一个更高的自我又会立即出现并等待我们去努力实现；而他人正暗含着我们尚未实现但可以实现的更深远的自我，由此在追求自我完善的自由主义中又必然包含对他人的欣赏和尊重。

尽管卡维尔的论证非常精巧，但我们仍然看不到对他人的真正尊重，原因在于卡维尔的自我虽然在现实中是有限的，但具有无限的潜能，这种潜能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可以将所有他人的生活全部经历一遍。这种巨大的潜能在普特南那里是隐含的，在卡维尔这里则是显露的，他们都没有跳出西方理性盲目膨胀的窠臼。当然，卡维尔也意识到全部经历他人的生活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但他主张这在阅读和写作的语言领域中是可能的，阅读和写作因而被卡维尔当作调和自我完善与尊重他人的最有效的实践方式。

如果承认自我是有限的，自我与他人又有所不同，自我在无需成为他人的情况下还能否欣赏和尊重他人呢？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卡维尔那里，自我之所以欣赏他人，是因为他人能够为自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榜样，换句话说，自我的下一个阶段就要变成他人。当自我终于变成他人之后，他又会期望变成另一个他人，如此以至于无穷。由此可见，卡维尔对他人的尊重并不是欣赏式的尊重，而是征服式的尊重，自我在征服他人之后即将之抛弃，因为自我将继续追求另外的他人。事实上，将自我限定在自身的范围之内，也可以尊重他人。当自我被限定在自身之内之后，他人就成了自我的一种缺失的可能性，从而成为自我爱慕和追求的对象。由于自我的可能性永远不会由自我现实地实现，因此自我对这些可能性的爱慕和追求就永远不会终结。自我的可能性虽然永远不能由自我现实地实现(也许可以以语言的形式实现，像罗蒂和卡维尔所设想的那样)，但它们可以在他人那里现实地实现，成为自我想要的又与自我不同的他人的现实存在。由此，自我可以同情地开放到他人之中，将他人视为自我完善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对他人的征服性的统摄。只有这样理解，他人才会成为自我向往的、又不可还原为自我的奇迹，才会引起自我真正的敬畏和尊重。我将这种尊重称之为欣赏式的尊重。

在全球化时代，审美和艺术在很长时间里依然会体现文化的差异性，但这些差异性将受到共同追求普遍性的理想的调和。由此，差异性将不再是敌对的差异性，而是欣赏的差异性。上述发展出来的那种自我对他人的欣赏式的尊重，将成为全球化时代对不同文化的基本态度。作为这种欣赏式的尊重的核心，是对他人的无条件的友好。只有这种对他人的无条件的友好态度，才能彻底改变冷战思维，促进全球化时代新文化的发展。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