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2011》

作品素材来自网络上的图片：重庆红唱。网络图片通过彩色粉笔放大到14X6米，其图像的性质好像在发生着变化。或许这样的变化在观众的心里，也或许这样的变化一如历史的粉尘在记忆中瞬间集合在了一起。其实对于今天聒噪的现实，我们有态度也罢，没有态度也罢，我们都要为提前的“被历史”于内心编织一两个可能发生的故事⋯⋯

访谈时间：2012年4月1日

访谈地点：北京后沙峪金锋工作室

杜曦云(以下简称杜)：你认为当下中国是什么样的基本状况？

金锋(以下简称金)：整体来说是乱象。这个乱和我们有关，也和我们无关。如何读懂它，要换一个角度去理解。我觉得今天中国既是国家社会主义，又是国家的资本主义，还夹杂着国家的恐怖主义。现实的发展很可能在任何人想象之外，我们对它的猜测永远是滞后的，但我们还像孩子似的去猜测，因为我们爱这个国家。经济再怎么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如果没有推进，我们的质疑与表达就永不会停止。这是我对今天现状的一个总体判断。

杜：在当下的中国，你的自我定位是什么？

金：我觉得我还是个读书人。我们的启蒙是通过自我的反思而获得的，当然，酷烈的现实在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我们思考的资源。读书与思考已经是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了，我既对自身怀疑，又想拥有它，这是我想进一步去质疑与批判的东西。我觉得只有在不断吸收时，用吸收的感觉来逼迫自我。自己活着希望能明白，这种明白是带有某种疼痛感的。

杜：你认为你所处的领域或系统目前是什么样的基本状况？

金：不管是艺术领域还是其它领域，总会有这个领域给我们的一个符号，比如艺术家，或是科学家，抑或是政治家。我们经常被这些称呼模糊了自己的定位。我们的第一主体是人。我觉得艺术家应该有一个自我建立和自我创造的思想平台。在不断工作的过程中，平台上的东西可以慢慢换，它是和个体、个案有关系的。我前几年在这个平台上放了三句话……

杜：哪三句话？

金：第一：主题不原创。我们以前的很多主题是“假主题”，不可信。第二：选择是态度。每天发生这么多事，主题全在里面，哪些资源你是可以嫁接的，哪些资源和你是没关系的，你要有一个态度。比如，你是个知识分子，你会从知识分子的角度选择一些东西来和你对接。这两个都和艺术没关系。第三是和艺术有关系的：重在转换。如何把这些资源变成作品？我们按照艺术史的系统走过来，但我觉得，我不是形式主义的艺术家。当我们需要有一些表达时，才慢慢和艺术史拉开距离。我们可以把艺术史悬置起来，走一条自己的路。

 杜：在这个系统或领域中，你的自我定位是什么？

金：我觉得定位也是相对的，不断走的过程中也会调整。当人不断求索时，会有局部的改变。我觉得艺术要和人生的活法有联系。当我作为艺术家来说话时，这个话不一定和艺术有关，我觉得，我即使不做艺术也会去想这些问题。当然我要感谢艺术，我通过艺术看到了这个社会，看到并包容了更多的东西。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在这个背景里，有时人的思考是有些变态的。我们纠缠在各种麻烦与问题中，逻辑地厘清一些关系，所依靠的大都是在艺术之外的一些感悟。如果要说定位的话，我一直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类型艺术家。

杜：在这个系统里你经历了哪些阶段？每个阶段大致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我最早了解你是你1990年代中后期的抽象作品，后来你又做一些观念艺术作品，近年你很关注具体的社会现实，而且越来越向政治问题靠拢。

金：我从美院系统出来，在艺术史的轨迹里走了十几年，突然发现走的所有路都是其他人帮你规定好的。比如，西方艺术史的某种方法论已经帮你把陷阱挖好了，你是在做其他人帮你安排好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其实和你的活法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当你把“艺术家”这个称谓当回事时，你会误入歧途。一旦慢慢开始从艺术领域里把自己的心胸、视野打开一些，关注整个时代、社会、其它领域的人和事，你会发现其实艺术在整个格局里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有时因为对艺术本身的迷恋，放弃了整个时代的大格局，其实后者是营养资源，有了它，我们才重新来塑造我们的第一主体，我们才会开始自觉补课。

人是很有弹性的，一旦有所觉醒，我们的补课是很有方向的，缺什么，补什么。2005年之前我差不多把中国形式主义艺术都走了一遍，从综合材料开始起步，至后也做过行为、拍过影像，做过一些形式主义的装置，也用语言学领域里的符号、逻辑推理搭建过一些所谓的结构主义的东西。但它们不是我生命的主体。

我的转换是2005年的《秦桧夫妇站像》，那个作品让我看到艺术是可以和社会对话的。怎么对话，这是可以设计的。设计的前提是：作为一个人，你要活在现场，要对现场有一个非常独立的态度去接纳很多信息，把这些信息和你的心境对接，做出自己的判断。有时，一些好的作品是有思想风险的，你要对思想风险拿出特有的解决办法，我觉得这是和艺术有关系的一个语法问题。

《秦桧夫妇站像》之后，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对一个特有的问题拿出你特有的解决办法。我觉得，这个思考过程就不是所谓形式主义美学内部的东西了。这个对我非常有制约性。我觉得观念有时是对工具的思考，而工具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人必须在现场有自己的体悟，“有话可说”是第一位的，“如何说”是形式，形式必须为你要说的话服务。有话可说时，表达是自然会跟上来的。在有话可说的前提下，我觉得表达方面在我这里是八个字——“恰如其分、非同凡响”。这是我对作品的期待与追求。

杜：如果作品来自于新闻报道和现场发生过的事，再用艺术作品去重复，很难超过现场。而你认为在新闻与现实之间还有空间，可以用艺术的方式做？

金：做与批判现实主义有关的作品时很容易被人反问这个问题。我认为，在真实的现场和媒体的报道之间存在有一个空隙。很多媒体在报道现场时，为了妥协观众的期待感或媒体人自己的期待感，他会去转换，这其实已经不是第一现场了。不在现场的老百姓会把媒体报道当做第一现场来阅读。当然，现在的网络资料显得更完整，即便是这样，我觉得在真实的现场和媒体的报道之间还有空间，这个空间可以用艺术来补充，把这些东西重新拉到另外一个空间。这不是第一现场本身，它可能指向的不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群、一个问题属类。这个空间是要去自创的。我的有些作品是把一个事件拖到了另外的空间，不是原事件了，也不是媒体报道，是带出了其它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感兴趣的，是我作为艺术家可以工作的部分。

杜：面对现实，你感觉新闻报道做的远远不够，这时一个非新闻工作者会用他的媒介、方式和视角，做一些新闻报道没有做到的事情？

金：我是一直提倡向民间学习的，我觉得民间原创的很多东西，它的能指和所指对接得很好，没有一个能指指向众多的所指群。为什么民间必须要这样做？因为他如果不做好的话明天是要死人的。比如现在有一群年轻人在用微博做一些很公益的事，病人缺哪种稀缺型号的血液，网络全迅速转发，然后会有很多人回应这个事，居然就能迅速的把稀缺的血液找到。一个村民要向全国征集一万本书，就是在这个微博群里不断的转发。我前两天也加入了这个群，把自己的书也寄过去了。他收到一万本书后，要在偏僻的山村建一个图书馆。他把自己的一些收藏品作为交换，继续面向社会征集资金。这种方式的传播速度极快，非常生动、鲜活，很多人会为了某一种感动而投入，也没有人把这些方式叫做“艺术”。民间的智慧还有很多方面，我觉得都是可以借鉴与学习的资。他们和现实走得非常近，他们的担当意识是和国家的这些问题捆绑在一起的。国家不解决这个事，在逼迫中，他们走上了“原创之路”，而且很有效。

杜：你认为艺术、语言、知识都是工具、手段？  

金：我们都是在表达，首先要让自己有话可说，工具是为我们的“说”服务的。艺术有很多领域，也可以专门研究语言，有些人在做这个工作，如果做得好，我觉得也是在贡献。对我个人来说，纯粹在语言中“玩味”，这也可以成为一种选择，但这不是我的趣味。我觉得工具和我的活法有关，我有话可说时，我的工具是可以不断改进与创造的。而且我觉得，工具是不断通过你遭遇的麻烦而得以改进与刷新，从而成为更高级的工具。但我们也不能迷恋它，它最终还是要为我们“把话说明白”而服务的。

杜：词要达意，如果不是为了使用，没必要发明语言。

金：还是要为我们所用。当代艺术的有意思之处，就在于可以不择手段地用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来把话说清楚——对于特有问题形成特有的表达方式。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