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作为一个摄影师，并不需要去总结过去也没有必要去展望未来，但一个摄影师应该有的立场，就是用图片去感知个人命运和社会大的变革相冲突的东西。我们知道，如果说刘文彩闹革命是有一个立场的问题，那么假设有一天刘文彩破产了，他用一种艺术的方式去帮助那些曾被他剥削的人，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可以说他也是一个艺术家。如果摄影师把摄影当作是一种自我的满足和享受，我也开始怀疑他（她）的立场了。有这么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今年春节，我在云南大理洱海边拍抓鱼的渔夫，渔夫问我：你一月拍照能挣多少钱？我答：不挣钱。渔夫笑我：不挣钱还拍照干啥。还不如当渔夫。我想：抓鱼和拍摄抓鱼都是一种生存方式并不能称那一种方式高尚或低下，其实所谓的伟大无非是艺术家臆想出来自欺欺人罢了。这里面有一个立场问题，看你站在哪一边。是渔夫或艺术家并不存在高下之分。第二个故事：今年五月，我在北京的日本东京画廊举办了个展，还卖了不少照片。有人间问我：为什么你的照片能卖？而我的风光照片就不能卖，需知我的风光片都是拍的让我感动的景象啊！我答到：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去洗脚房洗脚，你洗舒服了，就应该买单。除非洗脚小姐爱上了你，才会不收你小费，否则门都没有。你拍风光啃着馒头、凛冽寒风，你是在享受艰苦。当日出东方的时候，风光感动了你，你拍下了它，你舒服了。所以你就应该承担出来拍照所有的费用，没有人会为你的舒服和感动买单的，何况卖片子呢？

这次拍片子，我是痛苦的，既要关注眼前这些被发展而遗忘和掠夺的现实，又要拍出过去的真实。这就出现一个问题，纵观目前中国影赛的许多得奖作品，你会发现它们很有“小趣味”。这种既不荒诞又不观念的东西为什么能得奖，它后面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在哪？面对我拍摄的杂乱的街道和那些想通过发财而改变生存环境的人们，我的确“趣味”不起来。还有，就是中国目前图片中流行的以前苏联俄罗斯美学为基础的“美的照片”，我也拍不出来。就在中国其他艺术门类都已经走“当代观念”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摄影界亦能够“与时俱进”呢？恍惚之中，仿佛找到了一种语言，一个当代的语言，用它表达一个不快乐的现实和一个快乐的过去。正是有这样的一种矛盾，所以注定我所选择的语言方式肯定是“暧昧”的，表面上应核是平静的，而平静的、缺少对比的，非戏剧化的背后，却隐藏着对现实的失望和对过去的怀念的澎湃激情。一张图片，或者说一个摄影师的艺术感觉，负载不了太多的哲学内容和社会学涵义。一件作品只能使人产生出对历史、文化及现实等等所面临的“深刻问题”以触动式的联想，提供出某种能引起共鸣的信息，仅此而已。我所能做的，除了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之外，继续突出“暧昧平静”的艺术基调，从极端个人角度去切入社会的文化，深入具体的表达我所感兴趣的熟知的生活角落，而非追寻那些“享受摄影”中跑来跑去，我需要思考。

拍出这些照片，除了历史和现实所赋予我们的复杂心理之外，直接的因素来源于老的纪实照片，它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人是恍憾的、中性、符号化的。二是由于存放的年代久远，照片都有些发黄，有了时空，有了幻觉。三是这些老的被称作“纪实”的照片摆拍的痕迹很重，它们都想记下当时尽量好的一面，而在这些“微笑”工作的背后是什么呢？这些被“修饰”过的“纪实”的“未修饰”状态是什么呢？起码有二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那时的“纪实”照片中的人都是不动的。二是在“集体主义”下的微笑或愤怒后面的个人欲望和隐私都没有表现。因此，我们今天是否能够从“纪实”以上二点开始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实际上是营造一种被“记实”过的历史和生活进行“再记实”。在这种“再记实’的过程中，人们所熟知“还原真实”诸如对比色彩的处理，我都有意识地降低至最低的限度，剩下的只有一层被模糊掉的历史和生活，一个往往在公共标准下顽强挣扎的灵魂，一个个乱而又乱但充满回忆的场景在暧昧的影调中走了出来。

小时候，我就听说过许多寓言故事，我认为寓言故事往往是最具有当代性的一个艺术品种。它的故事往往是虚构的，情节往往也是为了表达要讲明的道理而设置的。像《愚公移山》，难道历史上真的就有一个愚公吗？没有，但这并不影响这个故事的价值。今天，我之所以要选择这种东方味很重的力式来如图片，就是试图在东方禅学和西方当代观念之间找到一个转换点，这一转，我们就找到了视觉的力量了。

请把你的手给我，你的手在哪里，我怎么只看见古墙后面那充消诱惑的“脚”和你消灭了的身影。这就是寓言性的图像，魔幻般的独白。

2006年3月15日

【编辑：王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