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17]

1944年，周扬(1908—1989)在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华北书店出版)里，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以及毛泽东对文艺的论述进行了分类：“意识形态的文艺”、“文艺的特质”、“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文艺”和“作家、批评家”五个部分。在“序言”里，周扬对毛泽东的《讲话》作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解释：“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

1942年7月，整风运动进入高潮，鲁艺在28日到31日进行了4天的讨论会。在美术部的会场，师生们能听到检讨自己“对新的生活和新的描写对象是隔离着的”，“我们有时还会把贫血的、颓废的知识分子的姿态在画上赠给了我们的劳动人民”的声音。华君武检讨说：“我曾经轻视普及。我长久住在都市里受了坏影响，所以我到现在还不能不说是眷恋马蒂斯所给我们的情调：一群金鱼，一扇百叶窗，一条人行道和自来水管子。到底是这些我要欢喜些，心理上长久地存留对农村生活的厌恶。”[18]

整风运动后期的“抢救”运动导致鲁艺师生之间残酷的政治斗争。对“特务”的甄别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艺术家从此开始体会到政治斗争的严酷性，他们对以后的政治运动产生了恐惧的心理，进而在政治上逐渐放弃任何怀疑的立场，开始养成一切按照党指引的方向工作的习惯和政治态度，尽管这样的“习惯”和“态度”仍然不能避免他们在不同的政治运动中面临政治危机。

1、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第815—816页。

2、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第817页。

3、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

4、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第837—838页。

5、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第839页。

6、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2月版。

7、1942年4月中旬，毛泽东在听取了康生(1898—1975)等人对整风工作的汇报后明确指示：“在学习和检查工作中，实行干部鉴定，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实行审查工作;在审查工作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王秀鑫：《延安‘抢救运动’述评》，《党的文献》1990年第3期)

8、《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4页。

9、刘白羽：《毛主席为何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载《世纪》2002年第5期。

10、刘白羽在《毛主席为何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回忆毛泽东与他的谈话说：

“你那里作家不少，你把他们集合起来，把我谈的话念给他们听听，然后让他们发表意见。会有正面意见，可我更需要的是反面意见。刘白羽同志，我不是说兼听则明吗?”

毛主席对我说：“你是支部书记，你那里党员作家很多。”毛主席把《讲话》的前半部分跟我讲了，让我回去征求意见：“你听了意见后，第一、是向我讲一讲。第二、是如实讲，谁怎么样，怎么样，到底都有什么意见?”(《世纪》2002年第5期)

1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卷，第870页。后面的引文如果没有表明出处，均引自这个版本。并省略页码。

12、“讲话”的正式文本由胡乔木具体执笔。刘白羽回忆说：“稿子是乔木写的，乔木接替艾思奇(艾调《解放日报》工作)当文委书记，直接领导我。”(《世纪》2002年第5期)

13、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卷)

14、正如丁玲多年后仍然没有敌意地理解的那样：

我以为毛主席以他的文学天才、文学修养以及他的性格，他自然会比较欣赏那些艺术性较高的作品，他甚至也会欣赏一些艺术性高而没有什么政治性的东西。自然，凡是能流传下来的艺术精品都会有一定的思想内容，但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他担负着领导共产党、指挥全国革命的重担，他很自然地要把一切事务、一切工作都纳入革命的政治轨道。在革命的进程中，责任感使他一定会提倡一些什么，甚至他所提倡的有时也不一定就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但他必须提倡它。(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56页)

15、1941年2月，由张闻天担任院长的马列学院教师张如心(1908—1976)在他的《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里开始使用“毛泽东的思想”的概念，2月18日，他在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怎样学习毛泽东》里开始阐释“毛泽东主义”的概念;1942年7月1日，邓拓(1912—1966)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晋察冀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1943年7月，王稼祥在他的《中共与中华民族的解放道路》里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45年，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

1936年10月，斯诺准备离开苏区，他在一棵大树下与正在给红军大学的学员们讲课的张闻天道别，在这个时候，他相信毛泽东作为普通人的特征：“尽管人人认识他尊敬他，却没有——至少迄今还没有——对他搞英雄崇拜的那一套。我从未见红色中国有谁夸张地使用‘我们的伟大领袖’一词，也没听到把毛泽东的名字用作中国人民的同义词……”(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可是在几年后的中共七大会议上，张闻天在检讨自己的错误时已经开始将毛泽东的思想与感情同人民的思想与感情重叠，“他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以至“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的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参见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共党史资料》第53辑)

16、周扬在1952年就说过：“我们在文艺工作上所获得的每一个成绩，都是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而当他说“比起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及其在各方面的成就来，文艺工作的成就还是太小了”的时候，他将问题的症结归结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还是不够”。(参见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理论组编：《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内部发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152页)

17、列宁在他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里的原文是：

打倒非党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全体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理论组编：《文艺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内部发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136页)

到了1949年，毛泽东可以非常自信地代表他所说的“人民”向帝国主义的美国说话了：

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不过，在1949年之后，究竟谁是人民中的一员?而谁的发言权又将被剥夺?就没有仅仅是将国民党政权作为反动派打倒这样简单的了。在不同的政治运动中，“人民”的概念是由发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发放权力的人来决定——如果他的权力还没有被党剥夺的话。很快人们会看到，尽管他们可以在那些五彩缤纷的作品里看到健康的笑脸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场面，但是，只要动动脑筋，他们同样也会发现，艺术家及其艺术工作经常不过是剥夺和被剥夺这个无休止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政治工具的一部分。

18、黄钢(1917— )：《平静早已过去了!——延安鲁艺整顿学风的辩论》，《解放日报》1942年8月4日。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