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集体管理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它起步阶段，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很正常。关键是这个制度还有进一步的完善空间。我们不能一有问题，就说这个制度不好，要废掉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中国刚刚起步，需要各个方面支持、指导和监督。以后在工作中，我们和民政部都需要在这方面来加强监管。

记者：如何加强监管?

阎晓宏：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要及时发布相关信息，主动接受有关行政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管和监督，争取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的支持和理解。

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要依法开展收费工作。在收费工作中不能专注于眼前利益，坚决反对用不正当的方式收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机构，不能有任何营利行为。

每年收来的钱要及时分配，分配办法要经过会员大会和理事会审议通过，要公开透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收取的版权使用费除扣除必要的管理成本外，必须全部分配给权利人，管理成本还要争取逐年下降。

记者：宋柯表示将申请成立新的集体管理组织，这符合规定吗?能打破垄断吗?

阎晓宏：能不能多成立几个集管组织，我认为这是可以讨论的，但需要首先在法律制度上予以明确。

我一直想，从现在发展实践来看的话，下一步有的大门类是不是有可能成立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著作权法修订后，我们还要根据法律修订的情况对《著作权管理制度条例》进行相应调整。中国这么大，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多成立几家，不是坏事。组织多了，谁好权利人就找谁合作。

记者：这次征询社会意见后，会采纳著作权人的建议和要求吗?修改过的著作权法，还要经过哪些程序，才正式生效?

阎晓宏：3月31日公布征求意见后，现在已经收到了1560多份信函或邮件方式的反馈意见，还有许多意见是通过媒体表达的。征集到的社会各界意见，我们都会专门梳理、分析、研究，进一步修改完善草案后，提交给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还将再组织论证，征求社会上有关部门的意见，最后才能提交到全国人大，等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以后，再颁布实施。

著作权法修改不会像各种涨价听证那样走过场就定了，我们会继续公开透明，不怕修法过程中有分歧意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程序，来完善和调整，最后才会通过颁布执行。

“应该有惩戒性赔偿”

记者：王蒙、刘心武、王安忆等很多作家的文章入选教材，但稿酬很低，这合理吗?

阎晓宏：教材是一个公共产品，它的数量多少和国家公共政策相关，国家对教材还实行限价。但教材使用了作品，必须要支付必要报酬。教材法定许可的付酬标准是在国家指导下确定的，全世界都是这样，不能由作者决定稿酬标准，也不能由出版社决定。

实行法定许可以后，作者已经处于一个弱势地位了，我的作品可以不经过我同意选入，但你应该保障我的获酬权益，不能用完了再说钱，那时候是很难谈的。因此，需要在协调两者利益的基础上，由版权管理部门来制定付酬办法。我们今年将要出台这方面的规定，从制度上解决使用作品法定许可的付酬问题。

至于教材法定许可付酬怎么合理，我认为还是要把握好一个度。能选入教材的作品，可以说是千锤百炼精选出来的，这样的作品应该适度体现它的价值，付酬标准也要恰当。

记者：教材之外的教辅类图书市场巨大，很多出版社把国家法定许可延伸到教辅类里面，作者去要就给钱，不要就不理。

阎晓宏：教辅类图书应该是授权许可，不在国家法定许可范畴内。

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我们现在整个环境还有待提高，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也不够强大，社会威信度不高，使用人使用作品装糊涂，能推就推，能拖就拖。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现在是两面受压，跟使用者要钱的时候，往往很难：你要的钱多，人家不给，说你去打官司吧。要的钱少，分给权利人的不多，权利人又有意见。

在国外，著作权管理机构的权威是多年培育形成，社会威信高，作者对它非常信任，运营和管理非常科学。如果你没收上钱就是你工作失职，权利人机构像议会一样会监督你。

记者：原创类报刊和作者也有意见，他们的作品在发表后，频繁被转载，未经作者和所属媒体许可，转载也不注明原发报刊，甚至没有作者的名字，也不付报酬，即使付酬也非常少，这种情况怎么改善?

阎晓宏：现在著作权法的规定是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报刊之间可以互相转载使用，但必须付费。在教科书和广播电视播放录音制品等方面也实行法定许可，可以不经作者许可，先使用后付费。

现在的问题是转载的报刊不寄样报、不付稿费，或者稿费偏低，象征性给一点钱。我们也在考虑在“草案”通过以后，修改《出版文字作品稿酬规定》，鼓励报刊、杂志和作者自己约定稿费标准，同时也考虑提高《出版文字作品稿酬规定》里的最低稿费标准。

记者：目前原创者维权的成本高，赔偿少。《新京报》起诉浙江在线非法使用自己的文章，结果拿到的赔偿还不够打官司的成本。

阎晓宏：这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由于维权成本太高，很多权利人放弃了维权，致使侵权行为层出不穷。我觉得，对这样的行为，应该有一种惩戒性的赔偿，不能按照转载费千字50块钱赔。

这些问题要解决，不光是要等到法律、法规去修改和完善，更重要的是抓好法律的实施。好的法律，加上有效的实施，才能制止各类侵权行为。

记者：互联网企业滥用“避风港”原则，侵犯作者权益，这个问题能否得到解决?

阎晓宏：“避风港”原则仅是针对单纯提供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商才能享受，这是减轻网络服务商责任、有利于网络产业发展的好制度，但网络企业不能滥用“避风港”原则来规避责任，不能让网络运营商觉得出了事和自己无关。相对于权利人而言，网络服务商处于强势，现有法律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但是“应知、明知”的标准怎么确定，怎样界定网络服务商的责任，是值得推敲的。

记者：软件、音像制品、图书教材等盗版的打击，还会因为地方主义保护而执法困难吗?

阎晓宏：当前，版权保护执法难的问题，一方面是法律不完善，另外一方面是法律实施不到位，这可能是更严重的问题。“盗版无害论”在社会上还有相当的市场，客观上纵容了侵权盗版行为的蔓延。

一些地方出于眼前利益，认为打击侵权盗版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甚至把打击版权犯罪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搞地方保护主义，对侵犯版权的违法犯罪行为纵容包庇。

所以中国版权保护制度的一个特色，是司法保护与行政保护并行的双轨执法体制，既发挥司法保护在版权保护中的基础性、主导性作用，又发挥行政执法及时、快捷、高效的特点，符合我国“尚处转型期、又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不很完善”的发展现状。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司法和行政保护的衔接，强化刑事打击力度，最终形成刑事、民事、行政以及社会调解机构四位一体的版权保护体系，使得版权保护实现根本性的好转。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