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世界之未来」颁奖现场，从左到右：Roberto Ceresia(艾可画廊)， Lars Nittve(M+ 执行总监)，李杰 ，Magnus Renfrew( ART HK 总监)， Elaine Ng ( ArtAsiaPacific 杂志出版人兼总监)，Okwui Enwezor，(知名策展人)

“艺术未来”(ART Futures)项目为香港艺博会观众提供一览年轻艺术家和画廊的机会，相比“所见既所闻”的主展区艺术品， “艺术未来” 带来不少出乎意外的惊喜。时值“艺术未来”第二年，香港艺术家李杰(Lee Kit)以在上海艾可画廊的作品项目“我的手中之物”(Something in my hand)获得年度大奖。

李杰的作品常以日常生活景态的设置唤醒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他以对个人护理品牌的美感挪用制造出新的语言，编制出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感。他的早期创作以带有大量“发生性艺术”(Happening)的绘画为主，而近期的系列作品都以营造某种氛围和空间假象为中心，作品形式包括绘画，物品，视频，和光。

ARTINFO在艺博会结束之际造访李杰的香港工作室，谈谈他在这次艺博会中的参与，以及他过去的创作项目和下一步计划。

记者：首先，恭喜你获得今年「艺术世界之未来」大奖，你现在感觉如何？

李杰：很高兴，其实我都不清楚有一个奖。直到那天到了会展中心，艺博会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找我 ，告诉我赢了奖。奖金也是看到获奖证书之后才知道。

记者：今年香港艺博会上有四家画廊展出你的作品，你是如何在艺博会环境下安置作品的？

李杰：这都取决于与画廊的沟通，好像我与艾克画廊的合作关系比较松，他们很相信我，自由度也很大，谈论的时间相对较短。四个画廊的角度 (perspective)都有不同，如在维他命空间的项目不是以空间为基础的，我想要创作一种气氛是“说不清的情绪”，我在与画廊沟通中所用到的字眼是“气场”。我很感谢这些画廊都给了我最好的展台空间。

记者：你最近的作品倾于创造临境空间经验，你是如何在空间中构思作品的？

李杰：可能现在跑得比较多，以前做展览会常常去空间里看看，处理效果是很符合预料的。而现在则是反应式，一去到空间就自然地反应出大概计划。

记者：所以都是靠直觉吗？

李杰：对。我看到展览空间图片之后，就会开始想像，也会考虑当地的一些条件，结合灯光等因素去想像大概会做什么样感觉的作品。但基本上到现场的改动会很多，可能最后的作品和原本的计划不一样，有时候甚至有过半的变动。

记者：那么亲临空间的感受是影响设置作品的很大元素？ 那样的“反应”是立即的吗？

李杰：现在是。我想要做出的感觉是说不出来的。但一到现场就会很顺利地做出。我的“反应”很快，当我向展览小组解释想要作出的感觉时，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就已经跑出去买材料了。展览做出来之后，他们也就懂了。

记者：那你对展览空间构成感的入手点在哪儿呢？你怎么决定这空间应该是做“洗手间”，“卧室”还是其他呢？

李杰：我对建筑空间本身没有什么兴趣，我在空间里面找的东西都差不多。有阳光的地方，角落，或是最大面积的墙壁会是首选。

记者：从早期的野餐作品，到最近的作品如：纽约新博物馆三年展的 “Scratching the table surface and something More”，艾可画廊的 “Something in my hand”，这些作品中都含有来自艺术家和参与者的强烈亲密感，你是如何选择人物和事件成为作品内容呢？

李杰：如果从野餐布作品开始讲，那时候找的都是住在附近的朋友，很方便，也很轻松。我过去几年就比较忙，也没有时间出去野餐，这系列作品也就不见了。从08，09年开始，我将桌布作品拿去博物馆的咖啡馆，让不认识的人用它。

现在回想最初的做法，倒觉得有些“做作”(pretentious)，因为我还拍了照片。现在就只是用，很多作品对我来讲有一个关键词 --“只是发生了”。

蜡球和桌子是我不会再做第二次的作品。

记者：做的时候有想过它们会成为作品吗？

李杰：没有， 那一年开始这两个作品，很奇怪，也是忽然想做。球是06年一直用到现在的物品。有一天我起床，状态不好，情绪比较大，就想找一个球来丢，但我没有找到。突然看到一块画笔抹布就想将它撕碎成条，做一个球。一个星期后，那情绪不见了，但是球留下来，就成为一个扔掷物。而桌子的洞来自我的一个个人习惯，我常常在与人对话的时候，不自主的扣桌子。这个作品算是对我最重要的作品。显示出一种“说不清”的个人状态。

记者：把这两件物品作为作品展示，是说明你已经摆脱那个状态了吗？

李杰：这两件物品一直在我的作品集里，很多人见到都觉得很有意思，应该展出。后来觉得物品代表的状态对我很重要。如果要给一个作品陈述(Statement)的话，这个作品就是我的解释。我写不出来，于是就做作品。

记者：个人护理品的元素是你作品的重要部分，也形成一种共通的语言，触动每个人的意识和回忆，你是如何开始运用这种美学语言的？

李杰：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奇怪的迷恋(obsession)，我很喜欢这些产品。而有时候，我想起一个人，他/她的名字会不停的在脑里出现，继而这个名字会以 Nivea 出现，我将一件产品与人联系在一起。这不是关于概念性，也没有批评性(Critic) 。

为什么会这样，可能因为我在香港这样的环境长大，每天跟妈妈去超市，看到这些产品。我的想象也很多，这些产品渐渐变成我身体的一部分。连我洗澡的时候，在镜子中看到的自己，就是这些品牌。后来对我来讲，他们成为了一些(Portraits)肖像，但这些人像也是关于某一种情绪的。

记者：歌词是怎么样被选择进入你的作品的？

李杰：也是小时候的习惯，我不可以单独乘地铁，会出汗和手抖，可能是人太多，所以我都会听音乐。 因为姐姐的影响，我十岁左右开始就听Joy Division等乐队，她留给我了很多唱片，渐渐养成听歌的习惯。有时一些歌词留在我的脑海里，不仅让我印象深刻，它们也代表着另外的东西。如这句来自 Skeeter Davis 的歌曲 “The End of the World” 中的歌词 “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and then I wonder why everything is still as it was.” ( 我早晨醒来，想知道为什么一切如故。 )这句话在情歌之中的意思很明显，但若放在其他情况下则不同，如，对一位盲人，又不同。

记者：可以谈谈去年的展览 “Henry, Have you ever been so low”吗？这算是你做过较为政治性的展览吗？

李杰：这个Henry就是指唐英年，也是我做出的一种联系(association)。那个展览在温哥华，有很多香港人，唐英年常在国外推广香港，我的本来概念是想推广(promote) 他。但后来我觉得很无聊，我不喜欢所谓的“Political Art” (政治艺术)，那些作品做出来还是在博物馆和画廊卖。要搞政治就应该在外面做。

基于这些想法，我把这个Henry变成一般的Henry, 在温哥华有很多移民过去的中产香港人，生活得很舒适，很虚假。 我想像唐英年老的时候，也搬去温哥华，住在很大的房子里，后悔得很厉害， 想自杀也不行。这个展览就是关于“愧疚感” ( Guilty feeling)，这种 “愧疚感” 同我们晚上睡醒过来，睡不回去的感觉很相像，很空虚，好像做错了什么。那个展览就是关于这样的感觉。

记者：搬去台北会对你未来的创作有影响吗？

应该有，我之前在台北躲了三个星期，也在工作和找新工作室，在那里完成的新画也有在艺博会上展出。在台北做的新画，我感觉到它们的不同，不是材料，而是感觉，每张都较集中，浓。

在台北的整个创作 (practice) 可能会更放松，我的香港工作室已经用了七，八年了，某种程度上我很依赖这个空间和其细节，很多想像从这里出来，我觉得不健康。在香港有些飘来飘去的感觉，而在台北，很多概念和想法能很快决定下来，不仅是作品，还有其他。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