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欣：后来怎么又转回到国画上面了呢？

李  纲：80年代末到90年代，我主要从事的是主题创作。因为我们毕竟不像央美或者川美那些大院校所受的影响那么大，我们只是依靠看媒体上刊登的作品去感受外面的世界，并没有真正地理解85’思潮。然后以毕业就进入分配单位，开始主题创作了。画画成为了我的工作。你必须去做，必须创作，那个时候感受到版画的力量特别大。

李晓欣：当时做主题创作主要是一些怎样的作品呢？

李  纲：也没有特定的命题，主要是一些积极的内容吧。比如歌颂劳动、歌颂潮流或者是一些表现视觉上的愉悦的东西，比如装饰味的。但是在形式上，当时的作品已经跟传统的东西很不一样了。在进行这些主题创作的时候，我开始萌发一种想跳出来的冲动，可惜当时也没有得到什么老师的指导，只能是自己暗中做一些表现主义的创作，一边做主题创作，一边做版画。

李晓欣：做了多长时间？

李  纲：也有十来年，做版画做了十来年。所以我今天的抽象水墨跟版画有很深的联系。

李晓欣：都是“痕迹”的艺术。

李  纲：对，就是痕迹，比如水印这些。

李晓欣：做版画的痕迹和做水墨的痕迹有什么不一样？

李  纲：版画的痕迹是可以设计的，水墨的痕迹是不可以设计的，更加强调随意性和偶然性。

李晓欣：那这些年做版画之后，又是怎么回到做水墨这上面的呢？

李  纲：随着我的年龄增长，我又开始喜欢上水墨了，1989年到1990年，上了广州美院那个国画研修班，开始画一些小写意花鸟。那个时候就开始正规地做临摹，比如石涛、八大、吴昌硕、潘天寿等等，开始找一种表达手法和笔墨情绪。那时候完全是入迷了（笑），觉得画国画非常愉快，非常享受。那种在纸上涂抹的触感非常吸引我。

李晓欣：跟做版画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

李  纲：不一样。

李晓欣：就是说您刚开始回到国画的时候，还是做这种传统作品的。那么后来又是怎么转向抽象水墨的呢？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吧？

李  纲：这应该是从我在2000年在广东美术馆的工作开始。那段时间我策划了一些国际性的展览，接触了大量的当代艺术家，理解到一些当代的思潮，并且开始了解像装置、行为这样一些表达的方式。并且开始考虑一些问题，比如艺术是为了什么？你的艺术有什么存在的意义？我就开始思考这些问题。那后来我为什么选择抽象水墨呢？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没有办法摆脱——我对中国传统的这些东西太痴情了（笑）。所以我从2003年就开始做试验，在宣纸上涂抹，做一些痕迹之类，毫无目的。连续做了一年多，都失败了（笑）。就是都没有自己的面貌，做出来像某个人，不是自己的，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当时我就感受到两个东西我必须作出选择，舍弃一个而保留一个。

李晓欣：哪两个东西呢？

李  纲：一个是纸，一个是笔。这两者必须舍其一。

李晓欣：为什么一定要作一个舍弃呢？

李  纲：这是因为我必须打破原来的那种套路，试一下用别的方式来表达原来的思想。

李晓欣：就是比方说假如还是沿用原来的材料，您就没有办法跳出原来那种笔墨？

李  纲：对，就是必须抛弃笔墨。所以当我一舍弃了原来的方式，效果就出来了，另外一种东西出来了。而且纸的灵性得到了更加充分的表现，画画的随意性更大，空间更大。因为一旦抛弃了笔，你什么工具都可以用，一个大千世界就展现出来了。

李晓欣：它表面上是一个工具，实际上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李  纲：对，工具只是一个载体。而现在是进入了一种全新的感觉之中。从这个时候我感觉到这个方向可能是对的了，以前无法表达的东西现在可以表达。

李晓欣：那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所进行的这些实验水墨创作的过程中，有没有经历过一些风格或者目的上的转变呢？

李  纲：有的，思考的问题慢慢深入了。例如为什么要抽象？什么是抽象？我是在用我的体验来说明这个问题。所谓的抽象，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里面得到启发。比如道德经，只有一些很短的语句，但是背后蕴含的意义很大，像“厚德载物”，“道可道、非常道”这些，背后承载的东西很多，这就是抽象所追求的效果。它不是很具体的，但又不是没有任何形象，而是把形往后退，退到你头脑的意识之中。然后你就用非常纯朴的、单一的语言，去表达一个大千世界。我觉得画画画到这个份上，包括以后所走的路，都是要不断地减。减掉形、减掉颜料，减到最后只剩下一根线也还能说明很多问题，你就是一个哲人了。所以这不单是一个绘画问题，还是一个哲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