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2010年撰写过一篇“文博对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推动与支撑”，讲述了文博系统对于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产生、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因为大多数人一般都认为，文博对于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一直是思想保守，述而不作，行动迟缓，政策滞后，甚至是阻碍了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发展，对于我的与众不同的独特观点，没有引起重视，甚至连有些在文博系统工作的同志都不敢接受，乃至文博系统的主流媒体未予刊载，应该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时隔两年，特别是在2011年，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得到大繁荣大发展，全国成交总额达到576.22亿元，比1992年首场拍卖会成交300万元，增长了19207倍，并且产生超亿元的作品28件，使得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进入了亿元时代，全国拍卖市场出现了第三个发展高潮，北京保利、中国嘉德两家公司成交额双双突破百亿，超过国际上苏富比、佳士得两大拍卖公司，北京已经在世界上被公认为是中国文物艺术品世界交流中心。这一年，党中央又发布了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给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我觉得很有必要再对我的与众不同的独特观点，进行一次深入细致的论述，以取得更多群众与朋友的共识。

中国大陆第一场文物艺术品拍卖会是在文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

万事开头难，这是一切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也不例外，它的首开先河的第一场’北京国际拍卖会，就是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开创的，而组织领导这个首场拍卖会的恰恰就是文博系统。

在二十年前的1992年，按照1982年11月19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的第五章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文物不是商品，不能买卖，私人藏有的文物，除了送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文物商店收购，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经营文物收购的业务。可是’92北京国际拍卖会的组织者，经过多方联系，艰苦努力，硬是把2188件上至商周青铜器，下讫近现代书画，以及明清官窑瓷器、玉器等文物艺术品，诸如西周《“内”铜爵》，西汉《青釉绳纹双系壶》，唐《彩绘陶骑马俑》，宋《三彩花卉枕》，辽《黄釉马蹬壶》，明《白玉独角兽》，清乾隆官窑《仿木釉碗》“大清乾隆年制”六字青花篆书款，明卞文瑜《山水图》轴，清梅清《山水图》轴，民国肖俊贤《山水图》轴，现代张大千《宋人诗意图》轴，现代吴昌硕《牡丹菊石图》轴，现代齐白石《松鹰图》轴等，推上了拍卖会。

这些文物货源是文博提供的，主要是文博系统的北京市文物商店和中国文物商店总店。拍卖会的主要工作人员又是来自文博系统，如，彭思齐、王金鲁、秦公、徐邦达、耿宝昌、杨伯达、程长新、章津才、张茹兰、范世民、王彦朝、王利民等，来自北京市文物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商店，当然，其他系统的冯家驳、贺立彬、娄国强等也作了大量工作，霍英东先生鼎立相助，他们都功不可没。

‘92北京国际拍卖会是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和北京市文物局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得到北京海关、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分局、北京市文化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等多方面的支持。当时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王金鲁、副局长彭思齐亲自领导下，成立‘92北京国际拍卖会组委会，从北京市文物公司、中国文物商店总店征调文物，编印出版中国第一本文物拍卖图录，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张德勤为拍卖会图录撰写了《中国文物事业的现状》的专题文章刊在首页。当时中国大陆没有文物艺术品拍卖经验，甚至没有文物艺术品拍卖师，彭思齐副局长从香港请来国际拍卖市场专家张宗宪先生现场指导，请来香港拍卖师胡文棨先生主槌。

此场拍卖会于1992年10月11日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剧场举行，成交金额虽然仅三百多万元，但在政策上影响是巨大的，重要性也是深远的，正如‘92北京国际拍卖会组委会所说：“拍卖会在国际上屡见不鲜，但对我们来说却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是需要探索和实践的。探索者的道路与足迹，应该从时间的量中去体现，历史会做出公允的评判。因此，无论成功与否，对于探索者本身都是需要肯定和值得纪念的。”

《人民日报》社内部刊物《信息旬刊》登载文章反映：“文物拍卖问题成为海内外关注热点，社会各界褒贬不一：一种认为文物拍卖是加快改革开放，增加财源的新举措，应该继续搞下去;另一种则完全相反，认为这是对祖国文化遗产的出卖，对拍卖文物表示极大的不安。”但是，无论如何，正是有了这次破天荒的‘92北京国际拍卖会，才对旧的文物保护法有了冲击与突破，才有了对于文物法的修改、补充和嬗变，才有了十年后2002年新的文物法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