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戴进《月下舟中眠》59.5×42.5厘米，王季迁旧藏，预估价20万～30万港元，成交价144万港元。

地不分浙闽粤，界定派别风格

在谈论古代书画中浙派的市场问题前，必须先釐清「浙派」此一概念的范畴与定位。犹如诸多中国绘画流派是以地域为标誌命名，「浙派」为15到16世纪以降以浙江地区为中心的职业画派。不过其地理范围不限于「浙」，涵盖了邻近福建、广东以及其他省分的画家。若是考究画家籍贯生平及画风之关係，可发现明代「院体」与「浙派」实难切割。在生平经歷上，他们多为曾入宫廷的民间画师;在流派风格上，他们承继学习北宋李成、郭熙画派与南宋马远、夏圭风格，然笔墨更为纵逸爽健、洒脱恣肆、粗简放纵，富有较强的视觉节奏感。在界定画家成员时，或可以2008年在浙派研究上获得重要成就的「追索浙派」展览做为基调──戴进、吴伟、边文进、谢环、商喜、李在、周文靖、石锐、倪端、林良、吕纪、吕文英、王谔、郭诩、钟礼、朱端、张路、蒋嵩、汪肇、郑文林、史忠、陈子和、朱邦、徐霖、丁玉川等人皆可视为浙派成员。

香港佳士得2005年11月28日戴进〈月下舟中眠〉，59.5×42.5厘米，王季迁旧藏，预估价20万～30万港元，成交价144万港元。「浙派」之称初见于17世纪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元季四家，浙人居其叁……江山灵气盛衰故有时，国朝名士仅仅戴文进为武林人，已有浙派之目」，可推想在董其昌之前就有此一说法，且当时是以画家之籍贯为名。随着明清绘画评论兴起，「浙派」此称也就渐广为人熟知，也非限定画家籍贯，而是倾向为评论风格。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戴进、吴伟在画坛上受到重视且从学者众时，并未被冠以浙派之名，而是当他们谢世百年后，才被称为「浙派」，且是在吴地画风「吴派」被视为圭臬后，这名词才频繁地出现以作为对立面之用。到了万历中后期以降，「狂态」、「邪学」等贬抑的负面词汇，不断重复地出现于评价浙派画风。经学者研究，浙派的骤衰大体上呈现叁种思考：内部艺术表现的衰落、正统文人论述的压迫、赞助者品味的转向。歷史的成因错综复杂，答案可以是复选。不论是何者导致了浙派的衰落，藉助学者们的研究，鑑往知来，我们将更能清楚了解现阶段在市场上遇到的实际问题。于诸多艺术史研究面向中，考订作品的真伪乃为最坚实的础石之一，以下仅罗列部分研究成果：

旧传五代荆浩〈秋山访友〉改订为丁玉川，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

旧传唐卢鸿〈夕夜归庄〉改订为明浙派画家，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

旧传宋郭熙〈山庄高逸〉改订为李在，台北故宫藏。

旧传宋郭熙〈松荫对弈〉改订为李在，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

旧传宋郭熙〈丰年瑞雪轴〉改订为周文靖，台北故宫藏。

旧传宋郭熙〈阔渚遥峰〉改订为李在，北京故宫藏。

旧传宋马远〈寒巖积雪〉、〈画雪景图〉、〈举杯玩月〉改订为钟礼，台北故宫藏。

旧传宋马远〈对月图〉改订为戴进，台北故宫藏。

旧传宋马远〈弘农渡虎图〉，改订为朱端，北京故宫藏。

旧传宋马远〈岁朝图〉改订为周文靖，上海博物馆藏。

旧传宋夏圭〈山水〉改订为蒋嵩，台北故宫藏。

旧传宋夏圭〈琴鹤高士〉改订为丁玉川，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

旧传宋夏森〈袁安卧雪〉改订为戴进，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

旧传宋苏汉臣〈货郎图〉改订为吕文英，台北故宫藏。

旧传宋赵昌〈四喜图〉改订为边文进，台北故宫藏。

旧传宋人〈渔乐图〉改订为丁玉川，台北故宫藏。

旧传宋人〈拾得图〉改订为张路，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

旧传元吴镇〈后赤壁赋图〉改订为丁玉川，台北故宫藏。

旧传元龚开〈壶中仙人图〉改订为郑文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

旧传辽萧瀜〈画花鸟〉改订为吕纪，台北故宫藏。

旧传明戴进〈春酣图〉改订为郑文林，台北故宫藏。

旧传明陈淳〈五鹿图〉改订为汪肇，台北故宫藏。

改添款多，此派鑑定问题大

明代本就是古董鑑赏与艺术市场勃兴的时代，综合这些改订的例证观之，可知不少画商为求牟利，而将诸多院体浙派的明人画作经由改款、添款等方式，偷渡身分转变为宋元之作。孙承泽《庚子消夏记》载：「予所收〈灵谷春云图〉是其所作，设色布景苍秀，有宋元大家风，使掩其款而阅之，未有信其为文进者。」这裡说明了戴进与前代大师风格相近的问题，也说明了时人无法判别宋元与明画之别，且对戴进存有风格辨识上的成见。清代顾復《平生壮观》曰：「先君云文进(边景昭)、廷振(吕纪)、以善(林良)翎毛花卉，宋人余教未衰……迩来叁人之笔寥寥，说者谓洗去名款，竟作宋人易之，好事家所见之翎毛花卉宋人款者，强半叁人笔也。」且顾復也曾见过吕纪的〈杏花双雀图〉被改款作南宋李迪画，〈鹡雀蓉桂图〉改款作黄筌等等，这都直接说明了名款改易的问题。据研究者判断，这种现象至迟在16世纪晚期就已发生，此中被窜改冒名身分者又以与浙派风格相承密切的马远、夏圭、郭熙等大名家为多，这也造成了日后鑑藏史、研究史的困难，潜藏的明代院体浙派画作数量应犹如水面下的冰山，远比已知的更多。

从15、16世纪的明代到21世纪的今日，在鑑定浙派绘画面临的问题，至少包含了：浙派无名款者被隐没、塬浙派无名款或有名款者被误认或窜改为宋元大家、浙派小家经改款为浙派大家之作、明代后人的仿作等，这背后的成因至少可归结二个面向：一、市场喜好需求。明人雅好復古之风，且购买古董字画的商贾或仕绅阶级，纷纷仿效文人品味，加上艺评风潮对浙派贬抑的推波助澜，这都使得浙派在市场上逐渐式微。二、作伪的便利性。其画风与宋元大师相承接近，易被误认;落款简单，大都仅落姓名字号款，且位于画面边缘或明显的空白处，易于改款。

市场浙画，具着录者占优势

回到今日的市场面来看，古代书画市场相对而言入门门槛较高，作品的真伪自是一大挑战，学者在研究鑑定上所面对的问题，亦同样会出现在市场买家，在研究上可经由笔墨风格比对和今日科技的辅助来鑑辨作品真实身分;然而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艺术史素养、鑑定能力，研究亦非一蹴可几，因而市场上的拍品是否有被重要着录记载、是否有经学者研究认可，就往往成为左右买家判断的关键性指标。

古代着录的优势在于和作品的创作时代愈接近，愈能证明此作的可靠性、或是析考出时间上限，但因其内容多为文字叙述、缺乏图像验证而存着客观局限，即使是古书画市场最重要的宝典、详录清宫皇家收藏的《石渠宝笈》，在面对浙派时也显得有所窒碍。自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说后，艺评与画论对浙派几乎是一面倒的负面浪潮，至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早期更是达到此种批评态度的巅峰，而清宫收藏目录《石渠宝笈》的审美品味正是在此背景下所建立，这也使得以承继清宫收藏为主的台北故宫，在浙派的收藏数量与广度上相对较弱。

但在市场上，仍可见经《石渠宝笈叁编》着录的浙派作品──郭诩〈朱子像〉。郭诩平素纵放肆恣，画作款印多与其号「清狂」有关，而此图或得之于宋、元旧稿，也可能以想像为之，然一改狂习，其画凝炼端庄，规正不苟，并以小楷正书「后学泰和郭诩拜写」，可见其仰慕之情，亦表现出浙派于粗放洒脱外的细笔工夫。此画在中贸圣佳2001年5月20日成交价为人民币85万8,000元;2010年5月15日于中国嘉德塬预估价人民币500万～800万元，成交价人民币907万2,000元。另外，现身于中国嘉德2011年11月12日的郭诩〈虎溪叁笑〉为前驻日大使馆公使张伯谨旧藏，预估价人民币80万～150万元，最终虽遭流拍，但确实不失为郭诩浙派本色之作。
 

【编辑：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