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记忆小稿
乔治·奥威尔和奥尔德斯·赫胥黎，似乎代表了上世纪早期人们对于未来信息权利分配的两种态度，严肃、黑暗的《1984》充分表达了奥威尔对于强权禁书或是剥夺信息的恐惧，而《美丽新世界》，则是赫胥黎以一种乐观主义的笔法揭示出了世纪末人类文化悲哀的完美预言。到底人类会被我们憎恨的东西毁掉，还是会被那些我们过于热爱的事物所吞噬，答案似乎已经很明确。奥威尔担心的是真理被隐瞒，而赫胥黎担心的则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界中。
历史，是对人类过往各种信息的一种恰当的总结性“回忆”，在现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存在于每个角落，一部电影，一则新闻，一台话剧，一个网页，都充满了对历史的引用。不管这种引用的准确性有多少，其本体都已经过了无数媒介的传播，正像赫胥黎所说的那样，没有哪个人拥有认识全部真理的财智。所以，当历史传播到每个社会人终端的时候，它也就变成了一种很私人的东西。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亲临现场，除了当事人，我们都是从媒体得到的关于历史的一切，而自从人们发明了电视，它也就成为了这一切最流行输出媒介。
《娱乐至死》中曾就电视对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作用有过一段幽默却精准的评价：“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正是这些“垃圾”（指广告、肥皂剧等），他们不会威胁到任何人或任何东西。而且，我们衡量一种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看那些毫无伪装的小事。然而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电视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危险的事正是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直鼓励电视去做的。这些人的问题在于，他们对待电视的态度还不够严肃，因为和印刷机一样，电视也不过是一种修辞工具。”
当历史变成具象的个人回忆，也就意味着它脱离了其“伟岸”、“高大”、“严肃”的媒体修辞，成为了大众真实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修辞工具”的特征也就跟着变得个人化了。可能在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夜晚，毗邻当时鸟巢规划区的普通小区住户会悲哀地断定自己将会在不远的将来搬到更远的四环外，人们很习惯于这样的历史私人化过程，而历史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之中不断地垃圾化，其地位也自然而然地不断地被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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