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禅宗学佛的品评，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从前学佛，守律读经，毫无生气。禅宗学佛，不必识字，乃至不必严守戒律，佛教的门庭，大大的打开了。不过真的固然多，假的亦不少。从前还要读书，还讲说经，须得有真学问，下苦功夫。现在不必读，不必说，当头棒喝，立地觉悟，自然可容假托的余地。”[1]如果把艺术比作学佛，传统艺术如同守律读经，当代艺术则如禅宗学佛。不必严守戒律，虽使艺术的门庭广开，但同时也藏污纳垢。在周末北京的各种展览开幕酒会上，气氛热烈、人头攒动，不时可以发现很多新鲜的面孔，但仔细看画的人不多，仔细看人的人倒是不少。

中国当代艺术其实并不像禅宗要求天资聪慧，虽然在当代艺术界天资聪慧者不可胜数，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先例也屡见不鲜，被误者往往喜欢走捷径，迷信策略，从艺是为逐名。追逐本是人的天性，按理不应该受到责备——厌离的人生态度反而是要遭到否定的。但追逐起来违背自己的本性，甚至不择手段，则丧失了天性，导致自己与自己无法协调。觥筹交错中，每个人都投射出内心的欲望，在光鲜、纯洁的艺术外表下，钻营的暗流涌动。

蔡元培曾言：“下等动物，求食物，卫生命，权利之意识已具;而互助之行为，则于较为高等之动物始见之。”[2]互助——而非争权夺利，才是艺术界应发扬的品质，所以我比较反对目前发布的所谓“中国当代艺术权力榜”，它企图把艺术界可怜的“权力”固化和放大。在艺术领域强化权力结构，只会形成人与人之间相互防备的心理隔膜。很难想象，艺事中竟然夹杂权术。其实，如若艺术精进，何患无位。权力榜实质上是一场欲速则不达的造星运动，它试图打造出更多的明星级艺术家、明星级策展人、明星级经纪人、明星级收藏家等等。提升知名度当然是有益的事情，但其负面效应显而易见——艺术界的权力结构将明朗化，而当代艺术一直都致力于对等级和界限的破除。而且权力榜照搬娱乐界操作模式，使中国当代艺术界更加具有表演性，久而久之，将使道义无存。艺术团体“游击队女孩”最近直截了当地说：艺术藏家——说白了就是艺术投机商，那些人感兴趣的是买作品而后坐等增值，而美术馆呢，正是这个的帮凶，有点儿见识的都知道这是个腐败到家的体系。“游击队女孩”的话虽然言过其实，毕竟不是所有的艺术藏家和美术馆都没有更高的理想，但她们对艺术体制的攻击足堪褒扬。我还是信奉伟大艺术的古老认定准则：在艺术品的创作和展出环境中存在纯粹的伟大的艺术，它是不用经过营销的手段而自主展现出来的绝对性。

权力与资本的媾和及其产生的腐败，对当代艺术的干扰已日益显现。20世纪末，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取得全球性的统治。回头看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主题已经触及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等。王兴伟在1995年画过一张油画《资本主义的腐朽的空虚的生活—1》，似乎是在宣布资本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渗透，为21世纪初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埋下伏笔。从整体上看，21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当代艺术最掣肘的课题竟然是权力和资本。

法国思想家阿兰·巴迪欧发现：“20世纪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开局。让我们将1890年到1914年20余年的时间作为这个世纪的序章。那些年，在思想的所有方面都表现出那是一个奇迹般的创造的年代，那是一个可以同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和伯利克里时期的雅典相媲美的全面性创造的时代。那是一个令人振奋和与传统决裂的神奇的年代。”[3]对中国来说，20世纪的开局也不同寻常。但现在从全球来看，21世纪初并没有一个令人振奋的开局，至少它不是一个全面性创造的时代。与20世纪初相比，今天的中国更不是“与传统决裂的神奇的年代”。

今日的中国社会，虽然贫富悬殊，却只在经济财产方面分野清晰，而在政治思想方面并无多大的差别。波普尔在1991年说苏联“不可能在人民毫无经济概念的社会里建立自由市场”，当今中国虽然不是完全的自由市场，但人民已经懂得经济概念，自由市场有建立的基础，最重要的是自由市场能够帮衬自由主义的发展，因为思想市场是自由市场的核心组成部分。李泽厚认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群众基础是中产，他把中产视为社会进步的最基本力量——中产阶级以中小企业家为主体，但“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还勉勉强强，是不是形成了我都不知道。而且中产阶级依附官僚，根本没有独立。现在的政策也是刚刚讲要扶持、鼓励中小企业，就是为了形成中产阶级。”[4]可见，现在所谓的中产——艺术界一厢情愿地把它想象成未来艺术品收藏的主力军，其实并无完整的构造，而且严重依附官僚，迷信官本位思想，很难值得社会期待。

孟子说得好：有恒产而后有恒心。中产已有恒产，却无恒心，或者说只有伪装的恒心。真正忘情而沉醉于艺术的情形，是戏剧界所说的“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唱戏的人在戏台上忘了他自己，看戏的人在戏台下看得入神，不再计较或分别。中国当代艺术的唱戏者并不是真的在唱戏，他时刻知道自己是在表演，而中国当代艺术的看戏人也并未入神，他在想艺术以外的事情。相比之下，中国当代艺术的感召力已经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相对纯净。

梁漱溟言：“我常说一个人一生都有他的英雄时代，此即吾人的青年期。因青年比较有勇气，喜奔赴理想，天真未失，冲动颇强，煞是可爱也。然此不过以血气方盛，故暂得如此。及其血气渐衰，世故日深，惯于作伪，习于奸巧，则无复足取而大可衰已!往往青年时不大见锐气的，到后来亦不大变;愈是青年见英锐豪侠气的，到老来愈变化得厉害，前后可判若两人。”[5]梁漱溟当年眼见许多革命家的变化，才发此感慨。他的感慨对今日启发良多，中国当代艺术界早年的草莽英雄已变化得厉害，虽然还未判若两人——也许其内心还保持早年的英锐豪侠气，但做人处事早已世故圆滑。愚作为从事艺评的青年，自觉前几年也是血气方盛，今日虽远未成熟，但回头看几年前血气方刚的言论，也已自惭颇多浅陋，但却无悔其冲动，今日更深觉自己可能因世故日深而失去锐气，暗自告诫或勉励自己不可奸巧作伪。

借梁漱溟对人生的分期来看中国当代艺术，20世纪80年代属于青少年时期，受血气的支配，比较有冲劲。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走进成年时期，受血气的支配已大不如从前，而且沾染不少后天的习气，比如机变、狡诈、阴冷、计较、装腔作势、寡情薄意等等。其中装腔作势的批判是最具有欺骗性的，它实际上是孔子所最不喜欢的“乡愿”。“乡愿”是指人在社会上——即使进行批判，也是八面玲珑，对各种人事都应付得很好，却没有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装腔作势的批判并不是真要批判谁，而是为博取各方面的名声。目前中国当代艺术最应克服的是“乡愿”，最该提倡的是清醒和自觉。只有清醒才能增强自身的内力，远离自大，只有自觉才能克服自身的局限，生生不息。

2012年3月《艺术当代》

注释：

[1]梁启超：《儒家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第72页。

[2]马燕 编：《蔡元培讲演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40页。

[3]【法】阿兰·巴迪欧：《世纪》，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版，第7页。

[4]李泽厚 刘绪源：《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谈话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82页。

[5]梁漱溟：《朝话：人生的省悟》，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0年12月版，第27页。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