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伯特和乔治(Gilbert and George)
吉尔伯特和乔治(Gilbert and George)这个英国当代艺术史上合作最长的艺术家组合，这对行为和艺术都极具戏剧色彩的生活伙伴，在1993年中国个展后，就从中国观众的视野里消失了近20年，2012年的香港白立方开幕个展，使得他们和他们的艺术又再次回归中国。
伦敦东区，这个英国最著名的艺术区，是众多艺术家和设计师的聚集地。吉尔伯特和乔治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此扎根，由于他们特立独行的个性，永远搭配的穿着，制式化的生活节奏，使他们变成了东区最具有代表性的明星艺术家。住在伦敦东区的艺术爱好者都知道，吉尔伯特和乔治每天都会在同一个时间去同一家餐厅用餐。想要“巧遇”到他们，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作为“小粉丝”的我，在伦敦东区居住的日子，就曾尝试到他们常去的餐厅追星。为了这次采访，我再一次在香港见到他们，一早吉尔伯特和乔治就来到画廊，吉尔伯特穿着暗绿色的呢子西装，彩色条纹领带，口袋中永远插着一支笔。乔治则穿着相称的暗黄色呢子西装，打着相同的彩色条纹领带，西装领口别着一个精致的花朵别针。两人一丝不苟的神情，甚至有些僵硬化的面庞，让人猜不出他们的情绪波动。访问中两人都表现得亲切温和，完全没有他们行为中表现的任何乖戾特质。
艺术为了一切大众
吉尔伯特·普勒施(Gilbert Proesch),1943年出生于意大利，乔治·帕斯莫尔(George Passmore)，1942年出生于英国，两人在1967年就读于英国圣马丁艺术学院雕塑系的时候相识，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那是一见钟情”的感觉，从此，两人形影不离。1969年,他们舍弃姓氏，以吉尔伯特和乔治的名义组成双人艺术家组合。同年，俩人合作的行为艺术《唱歌雕塑》(Singing Sculptures)使他们一举成名。俩人穿着颜色相称的传统西服套装，脸上和手上涂上彩色的涂料，站在桌子上模仿木偶似的动作唱歌。
说到这个想法的初衷，吉尔伯特和乔治表示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偶然。俩人对当时英国的雕塑教育极其失望，他们在学校和社会中一直都是“异类”，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决定以组合的形式去共同创作。毕业后，俩人按照地图上标示的画廊位置，一一拜访，为了吸引注意力，G&G还特地“梳妆打扮”了一番，并尝试把各式各样的疯狂想法和概念推销给画廊主，虽然他们得到的大部分回复都是拒绝，但俩人并没有因此而灰心。而一次ICA群展的入选失败，真正打击到了吉尔伯特和乔治，俩人决定成为“活着的雕塑”(Living Sculpture)去开幕展抗议。俩人站在展览场馆正中间，整个晚上就那样静默地站在那里。就是因为这样一次无言的抗争，让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经纪人Konard Fischer注意到了他们，并给了他们在更多人面前表演的机会。当时的他们还非常热衷音乐，于是他们把音乐和“活着的雕塑”的理念结合在了一起，便有了《唱歌雕塑》。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他们开始大量以活着的雕塑为原型，表演创作更多的行为艺术。1976年，在名为《红色雕塑》(Red Sculptures)的作品中，他们尝试了更加深入的探索。俩人脸上和手上涂满了红色涂料，创作了长达90分钟的“舞蹈”，并曾不间断表演了8个小时之久。对于他们来说，《红色雕塑》和《唱歌雕塑》相比，有更加深刻的寓意。在英式英语中，人们常用“血色的(bloody)”来做前助词表达某种愤怒的情感。吉尔伯特和乔治用红色颜料也象征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愤怒。他们当时的表演无疑对当时流行的抽象主义雕塑和传统派雕塑是一个巨大的震撼。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波普艺术、观念艺术为主导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席卷西方，强调解构象牙塔观念，让艺术重新回归生活，吉尔伯特和乔治就是这个理念最大的拥护者之一。除此之外，他们的艺术中，总是带有一种调侃生活的调子在，早在1969年，他们就自嘲自己为“讨厌鬼乔治和大便吉尔伯特(George the cunt and Gilbert the shit)”，他们觉得这样尽可能地调侃自己的目的就是别人无法再对他们说出更具有侮辱性的评论，他们总是要提前别人一步，以游戏人生的态度对待一切质疑。
活着的雕塑到摄影拼接
吉尔伯特和乔治从行为艺术出发，但行为艺术的受众群过小，通常都需要通过摄影的形式去纪录、保存和传播。因此，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们开始转向创作纯摄影作品。不变的是，他们永远是画面的主题和中心。最开始，他们创作了一个名为《饮酒雕塑》的系列，在这个系列中，他们去酒吧拍摄酩酊大醉的场景，再拼贴各种酒瓶的商标和自己的肖像，描绘了一种最真实的英国战后饮酒文化，虽然他们一再强调“我们并不想要去描绘，或是反映生活”，但是这些图片无疑反映了战后英国人对过去光辉的怀念，描述了被酒精麻痹后的生活。
从1974年开始，吉尔伯特和乔治开始使用方格切割他们的图像，这种切分图像的形式也一直沿用到了现在，并变成了他们特有的视觉符号。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他们的作品还在讨论个人内心的发掘和拘泥于两人狭小的世界，到了80年代，他们的主题扩大到了关于性，信仰，恐惧，种族差异，政治的讨论，他们的影像作品开始颠覆传统的道德观并把一些符号进行了私有化的运用。在名为“脏话图片”(The dirty Words Pictures)的系列里，吉尔伯特和乔治将他们在街道上看到的涂鸦(大都是很低俗甚至淫秽的词语)、居住在周围的贫民形象、街道落魄景象等社会符号拍摄下来，拼接自己的照片，用网格框架呈现出来。在突出自身形象的同时，加入了波普艺术中常用的语言文字符号。由于俩人是雕塑系出身，对于颜色的使用并不是特别敏感，最初他们只是使用简单的黑灰色和红色。随着20世纪80年代照相制版技术的发展，他们开始探索使用多种颜色，并使用电脑拼接技术和平面设计的色彩构成，在视觉上更强烈、刺激、眩目。
1984年创作的四联摄影作品《死亡希望生命恐惧》中，吉尔伯特和乔治第一次拍摄了除他们两人以外的人物形象：社会上的边缘青年。用自己和这些边缘青年的形象作为画面的主体。使用强烈对比的颜色冲击着观众的视觉感官。正如作品名称介绍的一样，四幅作品分别讨论了死亡、希望、生命和恐惧这些尖锐的社会问题。他们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更加具有戏剧性和视觉快感，以吸引更多的普通社会民众参与，扩大作品的受众群。他们自己曾说：“希望作品像广告一样亮丽、易懂、平易近人，让人们获得充分的视觉思考。”1986年，吉尔伯特和乔治获得英国著名的特纳奖，这是英国最具有公众效应和权威的艺术奖项，获奖艺术家都是当年最出色的新锐艺术家。这个奖项也把他们的事业推向了一个高峰。20世纪80年代是他们创作的高产期，平均每年会创作50幅以上的巨型作品。慢慢地，只是自我形象的指代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禁忌话题和形象，如裸体和粪便，开始充斥着作品的画面。吉尔伯特和乔治从来不避讳他们的性取向和亲密的关系。他们一直以来都想要摆脱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在《屎-人类-裸体-世界》中，这一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画面中，除了西装革履的两个自我肖像以外，还并排着姿势古怪的裸体吉尔伯特和乔治肖像，连接几个形象的是形状如男性生殖器一样的粪便。被问到为何选择裸体和粪便这样常人觉得低俗猥琐的主题时，他们回答：“我们从来不曾想到那些身体里肮脏排泄物会成为审美的表现对象，裸露的自我会成为艺术的题材，可是它们的确是我们生命中不可躲避的一部分!”毋庸置疑，这样的作品虽然吸引眼球却也带来不少争议，但吉尔伯特和乔治好像从不在乎这些反对的声音，继续将触角伸向最真实和大胆的生活体验当中。
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当代艺术还处在一个初级摸索和学习阶段，虽有过“85新潮”运动的躁动，但是中国艺术家想要一睹西方大师的真迹还是非常困难的，了解西方艺术还只是通过有限的几本印刷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个机缘巧合，吉尔伯特和乔治得到了一次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和上海美术馆做个展的机会。这次展览展出的55件作品中，有40件是吉尔伯特和乔治特意为中国之行创作的。
这次个展让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和英国当代艺术作品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他们的作品给中国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上了一堂重要的课程，让他们看到了原来摄影还可以用这种方法和形式去呈现。拒绝单一的审美标准和视觉美感的疲劳，一直是吉尔伯特和乔治不断的追求。在中国，吉尔伯特和乔治可以说是在20世纪90年代举行个展的第一批外国当代艺术家。在北京的几天短暂停留，他们还参观了圆明园画家村和东村，在被问到对那次参观行程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时，两人一致肯定：“即使过去了近20年，我们依然记得那个表演流血的脑袋的行为艺术(这里所指的是马六明用红色颜料往身上洒倒的行为艺术)，那让我们感觉很惊异，很棒，原来中国艺术家也在很努力地创作突破传统的艺术。”吉尔伯特和乔治回忆那次的到访，见到了许多艺术家，看了许多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而这一次的中国个展，为中国逐渐兴起的当代影像思潮打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吉尔伯特和乔治的每一次个展，都会根据展览现场的空间和墙面尺寸提前进行构思，为空间量身创作作品。他们认为展览现场的视觉设计是艺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挂在墙上的作品的尺寸和主题都不是偶然的安排，而是事先拍摄好了展览空间，再依照展厅展览效果做模型。就如中国个展策展人白素明说的那样：“他们的影像拼接作品强烈地刺激了中国青年艺术家，就连展览的专业安装效果都是以前我们没有见识过的。”吉尔伯特和乔治个展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艺术创作上的刺激，还带来了策展等专业领域的突破和知识。
进入2000年，吉尔伯特和乔治也将满60岁。这个时候的他们，身价已跃升为世界当代艺术市场的前50强。他们的创作还延续着大尺幅的黑网格摄影拼贴形式，并利用数码处理系统去创作，在技术的掌握和使用上依然走在前沿。作品的主题和内容有更大层次的突破，他们积极推动着同性恋在社会中寻求平等待遇的宿愿，2005年的《新猥亵图片》(New Horny Pictures)系列作品中，他们结合了关于同性恋和性工作者两个社会禁忌话题，把同性恋性工作者用来招揽生意的广告语放大和吉尔伯特和乔治的肖像并列放在一起。
2007年，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为吉尔伯特和乔治举办了他们职业生涯以来的第一次大型回顾展，这个展览占据了馆内四层楼甚至是咖啡厅的一部分，是泰特现代美术馆历史上最大型的回顾展。吉尔伯特和乔治精选了200多幅摄影作品，以及多件影像作品展出。在经历了事业最辉煌的回顾展后，2008年，65岁的吉尔伯特和66岁的乔治在伦敦低调完婚，只有两位助理在场见证。真正名真言顺地向世界宣布两人的亲密关系。对于为何选择这个时间结婚，两人只是很轻松地回答：“我们觉得时间到了。”
现在的吉尔伯特和乔治已不再年轻，他们摄影作品的发展也纪录了他们的身体和面容的改变，但他们对艺术的热爱不会因此而停止，他们依旧创作着大尺幅的黑格摄影拼贴作品，依旧在镜头前、在人群中有意无意地表演“活着的雕塑”，依旧用一种诙谐调侃自我的方式去解析自己的行为和艺术。配合他们喜欢戏谑的生活态度，《艺术银行》编辑以同样的姿态提问，且看他们如何以吉尔伯特和乔治特有的方式来应对。
ART BANK VS 吉尔伯特和乔治(Gilbert and George)
记者：可以描述一下你们一天的生活吗?
G&G：我们的生活非常有规律，因为我们想当疯子，但是如果表现得很疯狂就不是真正的疯子了，所以我们要非常有条理。每天早上5点或者6点起床，然后步行去买报纸，去同一家餐厅吃早饭。然后我们回家吃些水果，读报纸。11点我们会准时去吃午餐。然后工作到下午5点。开电视看新闻，看看我们的“敌人”都在干什么，然后晚上8点准时出去吃晚饭。晚饭后我们会去散步。乔治走1个半小时。吉尔伯特走一个小时。
记者：你们会运动吗?在运动的时候脑海里都在想什么?
G&G：我们每天晚饭后都会散步,分开散步。我们是艺术家，所以我们什么都想，想各种各样的事情，想生活，想天空。
记者：你们永远都是在一起共进晚餐的吗?从来没有分开过吗?
G&G：从来没有分开过。而且我们永远都是去同一家餐厅用餐。经常光顾的那家餐厅老板的孩子刚出生时，我们就在用餐了，现在那个孩子已经在餐厅工作了。
记者：你们的着装一直非常有特点，相称的传统西装和领带。怎么会想到要这样穿着呢?
G&G：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我们总共大概12套相称的西装。最开始的初衷是由于我们要去各个画廊推销自己，我们当时觉得应该打扮得整洁一点。后来，我们就保持了这个习惯。
记者：如果你们两人其中一人不在了，另外一个人会继续创作吗?
G&G：我们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尽量并排走路，希望车撞倒我们的几率是相同的。
记者：我知道你们1993年来过中国北京和上海做个展，并参观了当时的北京东村艺术区，是否有什么让你们难忘的经历?
G&G：是的，我们清楚地记得两个艺术家，表演“流血的头”，他们半裸着身体，我们感到很惊讶也很兴奋。就好像看到了中国的吉尔伯特和乔治。
记者：你们后来有和这些东村的艺术家保持联系吗?
G&G：没有，完全没有。但是我们却在中国上海找到了我们最得力的助手，直到今天他还是我们最好的助理。
记者：1993年，在你们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G&G：和我们想象的非常不一样。我们在那次的行程中制作了几个短片。我们雇了一个摄影师跟拍我们整个行程。短片还曾在一些展览中展出过。
记者：在来中国之前，对中国有什么了解吗?
G&G：非常遥远的国家。之前我们对于中国的了解仅仅止于关于少林武术的功夫片。上个世纪70年代，我们经常去看功夫片，但是都是中国香港出品的。还有一些了解就是我们曾经看过20世纪初的老中国照片，非常美。
记者：那次中国行以后，你们再去过中国内地吗?会有计划去吗?
G&G：没有了。我们一般都是由于展览的原因去某个国家或地区。所以，如果在中国内地没有展览，我们应该不太会有机会去。
【编辑：陈耀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