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月20日上海朵云轩首届拍卖会上的风云人物，无疑是香港的张宗宪（举手者）。他着橘色西服，领1号牌坐前面，旁边坐着米景扬（二排左二）和陈逸飞（二排左四）。
上海朵云轩首届书画拍卖会，于1993年6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举行，155件晚清迄近现当代名家书画精品，被专程前来竞拍的台、港、澳及内地买家竞拍，成交总数为117件，成交额为829.73万港元，超出所有拍品的估计成交总额60%。
朵云轩首届书画拍卖会获得如此成绩，可说是开张大吉，对1990年以来疲软下来的中国书画市场，无疑也是一针兴奋剂，给日渐萧条的经营中国书画的公司、商店、画廊带来了一缕曙光，也给一些收藏家、收藏爱好者注入了信心和希望。诚然，也有的行家认为此次拍卖带有诸多特殊因素和偶然，一些作品拍卖的高价远超正常市场价格，需警惕今后下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今后自有评说。不过，此次拍卖成功，使我有如下想法。
书画市场是商品经济市场的组成部分，随着国民经济的振兴，书画市场必然要呈现出繁荣景象。
中国书画和其它文化艺术产品一样具有商品属性，不仅具有一般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还参与文化市场的流通和交换。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出现先于西欧，而且各个经济繁荣的历史时期，都伴随出现文化市场、书画市场的发达昌盛，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我国古人早有“粮食生意一分利，布匹百货十分利，药材生意百分利，珠宝字画千分利”之说。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繁荣的时期，也出现了艺术市场的繁荣，乾符中大理寺卿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就记载了从6世纪北齐至9世纪盛唐时期许多著名书画家的作品价格，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名家屏风市价值金2万，次者1.5万。五代时期，西蜀出现了以卖画为业的画商，以后又出现了专售字画古玩的店铺。两宋时期，都城汴梁、临安等繁华地区字画铺林立，茶肆酒楼插花挂画以招徕顾客。当时诗人韩驹在《送海常化士》诗中也有“莫言衲子篮无底，盛取江南骨董归”的描述。古玩字画增值甚巨，徐熙的《牡丹图》价达20万金，大词人李清照、金石专家赵明诚夫妇因囊中羞涩未能买到而相对怅惋数日。明代插花挂画成为社会时尚，字画需求量很大，流传着“家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之说，也相应出现以卖画为业的画家群，唐伯虎、徐文长、仇十洲等名画家成为妇孺皆知的名人。清初的扬州是商业发达的重镇，也是18世纪中国市民艺术的大本营，“扬州八怪”便是在工商实力发达的沃土中集聚的画家群，他们不以清高自诩，大胆以“俗”入画，以绘画作品进入商品市场。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不承认艺术品有商品属性及行政的干预，书画成了专供展览和公共场所陈设的非卖品。虽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尚有北京荣宝斋、宝古斋，上海朵云轩，南京十竹斋等少数画店经营字画，但画价不高，购买者稀少，书画艺术市场极为衰退，特别是“文革”十年更成为一段历史空白，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78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腾飞，对外交流、经济文化往来和旅游业的发展，书画艺术市场也逐渐活跃起来，短短十几年，我国书画冲出国门，占领了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各国，并且在欧美也开始占有市场。国内各城市的画店、画廊、公司已发展到3000家以上，遍布大中城市和旅游地区，甚至有些内地小县，如西藏的松藩城也有了画店。特别是近两年，随着国内私营企业的发展，一些人书画购买欲极强，他们对书画从不懂不顾，到附庸风雅，发展到追求高雅陈设、互相攀比和保值收藏，已形成与国外收藏家相抗衡的不可低估的力量。在朵云轩拍卖会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内买主以26万港元买走吴昌硕的《玉堂富贵》立轴，上海交通大学的职工吴丹群在拍卖会上买走两件作品，其中《梅影书屋同门生肖册》以8.4万港元竞拍到手。笔者曾在北京荣宝斋亲睹首都某大学一位语言学老教授之子张某，以20万元人民币高价买走一幅四尺三开的齐白石的立轴。我们确信，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振兴，市场经济的繁荣，中国书画的艺术市场，无论画种品类、规模、提供作品的人数，以及作品的国内、国际走向，都将远远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呈现出繁花似锦的绚丽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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