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9年故宫博物院接收外国人文纳的第一笔捐赠至今，已有近800人给故宫捐赠了3万余件文物，故宫藏品由此变得丰富而系统。遍览如今被镌刻在故宫景仁榜上的捐赠者的名字，让人不禁浮想，这一个个的名字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这横跨70余年的捐赠史背后，又蕴藏着什么？

梁金生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的亲历者。从内蒙古插队回来到故宫当一个普通的泥瓦工，再到管理着逾百万文物的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在故宫里已经工作和生活了30余年。除了保管百万有余的文物，梁金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把故宫散落在民间的国宝征集回宫。所以在二十多年中，他亲眼目睹了文物的聚聚散散，也见识了国人文物观念的变迁。不妨让我们听梁金生谈文物聚散离合的命运，讲文物捐赠背后的故事。

捐赠潮
 

2005年4月28日，曾作为清代后妃的居所、康熙帝的诞生之地的景仁宫迎来了新的使命。这一天，在面积并不算大的景仁宫的墙壁上，镌刻此前近70年中向故宫捐赠个人藏品的所有捐赠者的姓名的工作终于完成，名曰景仁榜。榜单上，王世襄、史树青、马衡、郑振铎、章乃器、朱家潘、陈半丁等在收藏界如雷贯耳的名字悉数在列。

个人捐赠文物是从1939年文纳开始的，回顾72年的历史，梁金生说：期间有三次高潮，分别为从1949年到“文革”前、“文革”时期和“文革”结束落实政策时期。

1949年，新中国正式成立，第一次捐赠高潮也为之到来。彼时，经过长久战乱的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随着新政权获得人们的日益认可，文物捐赠也异常踊跃。根据镌刻在景仁榜上的名字统计，仅仅1950年的捐赠就达到15次，是此前十年之和，而接受捐赠的基本为故宫博物院。

梁金生说，这时候的捐赠者的心态最为复杂。有的是出于对新政权的感恩，有的出于保护文物的拳拳之心，当然也有一些是出于积极表现的心态。从捐赠者成分来看，文物专家、文物商人是主体。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宣德大王”孙瀛洲、学者郑振铎、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等，都是捐献大家，他们所捐文物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极其珍贵。

在收藏界，张伯驹倾囊收藏、无私捐赠的故事是有口皆碑的。1937年，他几经周折以4万大洋的价格收藏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1946年他将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卖给辅仁大学，再加上妻子潘素变卖的首饰，凑成黄金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处购得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而从郭世五处购买的李白书法《上阳台帖》和唐寅《蜀官妓图》，仅定金就6万大洋；范仲淹手书《道服赞》也花费了他110两黄金。

然而，1956年，为收藏这些字画而倾家荡产的张伯驹，又一举捐赠了《平复帖》等8件国宝级书画，包括《平复帖》、《游春图》在内的国宝级文物，现均为故宫馆藏。

作为一个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实业家的章乃器，也将收藏作为重要的业余爱好。定居北京之初，因为时间充裕和此前做实业所积攒的殷实财富，到1954年捐赠之前，章乃器的个人收藏已经积存了三个房间，且门类相当齐全。

郑振铎从故宫派了六位专家来接收文物，在章乃器敞开的所有橱柜中，精心筛选了一个月，共选走藏品1100余件！其中就包括如今故宫馆藏的青铜器商代毓祖丁卣、亚父乙簋、西周夺卣、春秋越王剑、清代竹雕饕餮纹鼎，以及邢窑白釉瓶、龙泉窑青釉五孔盖瓶等珍贵精品。

公开的资料显示，那段时间，个人除了捐赠给故宫的珍贵藏品，后来包括国家博物馆等机构的受赠文物也数量不少、价值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