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曦云（以下简称杜）：是什么原因触动你进行“格瓦拉之旅”？

何工（以下简称何）：在我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随学校上街游行抗议美国入侵古巴，格瓦拉的肖像被印在标语牌上。他脸上深邃坚毅的表情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难忘的，当然，时隔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是谁，做了些什么。Korda给切·格瓦拉拍的那张照片，是人类印刷史上印数排名第二的单幅图片（仅次于耶稣像）。

杜：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呢？

何：我也在问这个问题。我猜想，当一个墨西哥土著青年在加州的葡萄园里无声劳作，他T桖衫上的切·格瓦拉像是要告诉农场主：“本来我们是这里的主人”；一个公司职员穿着同样的T桖衫，可能是暗示经常训斥他的上司：“我不喜欢你”。总之，切的形象出现的地方，象征着不认同、不合作。纳尔逊·曼德拉认为：“对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切都是一种鼓舞（Che is an inspiration for every human being who loves freedom）”,萨特称：“切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Che was not only an intellectual but also the most complete human being of our age ）”。切是知识分子而不是政客，不是密谋家，他是个纯粹的人。

杜：你如何看格瓦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何：90年代初在加拿大时，曾经冲动了一下想修艺术社会学，虽因才疏学浅未能如愿，但准备过程中一件事情是令当时的我吃惊的。York University社会学系任何一个学位方向，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排在必读书第一的位置，后来一查北美各高校大都如此……。《资本论》最大的贡献，恰恰是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进程提供了依据和营养。它本身是一本政治经济学著作，通过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完成了向意识形态信仰学说的转移。 

然而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读中有这样一段话：“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有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今天看来并不是普遍成功的人类社会学实验阐释理论。恩格斯1895年的反省是基于往回返推1848年以来西欧半个世纪格局变化而做出的。假如他们现在还活着，面对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残酷性有所不同的今天的西方情景，或许会做更多反省和修正。对于非西方国家和文明，作为西方理论的共产主义在其社会实践中与自身历史和文化上下文的错位是必然的。当本土封建专制与单一阶级专政的理念结合，便会产生可怕的后果。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权也与马克思当初的构想相去甚远，朝鲜变成了父死子继的家族专政，即便是切为之战斗过的古巴，也有兄终弟及的独裁之嫌。

当然，这些问题在切还活着的时候都还未曾凸显出来。因此，我们其实不能用今天的见识来苛求古人，因为我们有着切所不具备的历史后视视觉，毕竟在他生前，共产主义理念还是波及全球的、时尚的“政治正确”。对他来说，坚信共产主义世界一定会到来，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些信念还不是可笑的梦，而是可以为之献出生命的奋斗目标，虽然在自己的革命道路上会有挫折，但是让他想象这种道路的整体失败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当时的拉美国家有很多还处在后殖民时代反复更迭的军事独裁境况下，社会现状与民众的生活境遇仍然呼唤着解放者和革命者。

不过，切本身的气质也是不能不考虑的。他是个浪漫且追求卓越的人，又极富同情心。如果究其成为革命者的原因，可能他亲眼所见底层百姓种种疾苦带给他的震撼的作用，远大于共产主义理论。他的名言是：“在他人的苦难面前我怎能转过脸去？”如果无动于衷则是罪恶和令人羞耻的。在我看来，与其说切是为了共产主义政治理想而牺牲，不如说是在一种希望帮助他人脱离苦海的救世精神感召下走上了殉道之路。

杜：格瓦拉已经成为一个“革命”的图腾，你如何看格瓦拉与暴力革命的关系？

何：鲁迅曾说：“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被当成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或者被当成反革命而被杀于革命的，或者不被当做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这一认识基本上能够概括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暴力手段问题，只不过都有“革命”这个词汇有关。切·格瓦拉选择暴力革命这种方式，理论上有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武装斗争的依据，而事实上当年中南美或革命或反革命的各方都是武装的和暴力的，这就是当时的真实语境。马奎斯《百年孤独》中对香蕉园杀戮的描述、各国军政府对示威者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武装镇压，都不是虚构。我在秘鲁就数次亲眼见到：荷枪实弹军警随时拦下长途车检查证件和盘查行李，说不清来路的商品动辄被没收。沿途因“公务”（我只能这样理解）搭便车的军警更是家常便饭，而且都被安排在最好的座位。这种合法的有暴力威慑感的行为一旦遇到反抗也必然是暴力的。以暴力革命为手段的切·格瓦拉，其投身革命的重要起因又是人道主义动机，当动机上升为理想才使他义无反顾，直到自己的生命被暴力终结。

切·格瓦拉其实不仅是“革命的图腾”，在当代文化中，是一个含义十分丰富的形象，就如同古希腊那些神祗，所司的神职不止一个。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权力象征或者财神爷。

杜：你已回到中国生活，为何要重走格瓦拉的路？

何：几年前我回来在四川大学带研究生，院长是我的老同学，十分的关照成为一份巨大的人情和压力。我在这里成了家、买了房，以为就是我的归属了。但我忘了自己骨子里头不适应在一个地方久居，随着熟悉程度的增加，厌倦感也在不断上升。成都是我生活过的风格最不鲜明而又性格最为复杂的城市，当然它只是中国的一个缩影。过去一些年我绝大部分时间在中国的成都生活，短暂新鲜之后感觉缺氧，重走切的路是个不错的借口，让我出逃、呼吸。

杜：与你在成都的生活感受相比，“格瓦拉之旅”沿途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