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彭锋 W：王淑平

Ｐ：年初在798悦美术馆做了展览，现在又要去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办展览，除了场馆和地域的差异之外，这两个展览主要有什么不同？上海是中国时尚之都，这次在多伦的展览是否会有更多关于时尚的元素？

Ｗ：上海做为中国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对外窗口，生活状态与心态更接近于西方人，城市氛围也对时尚特别敏感；本次在上海的展览中，架上作品是原来的，但整个展览的主题和行为艺术表演题目为：«星球—G20峰会»作品更加抽象，科幻并且远离人类。服装上更加时尚，清新，更国际化。

Ｐ：中国有影响力的女艺术家，她们的作品多半跟女性独特的生活经历有关，比如阎平的某些作品，或者女性的特别感受，比如蔡锦的某些作品，一些做装置的女艺术家，也喜欢用丝、线、花等明显具有女性象征意义的材料，妳选择《G20峰会》这个很有社会性、政治性的话题作为主题，以至于很多人觉得妳是女权主义者，妳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主题？

Ｗ：我对女性从大学时期对萨特的关注，到与波芙娃的作品《第二性》的共鸣，波芙娃的论点在二战以降获得了左派的支持与资本主义的反对，当时红色左派的强力支持，尤以获得周恩来总理接见得到强烈映证。平时我的作品是很时尚的，但我从未停止关注时事，这次西方的金融危机、欧洲债卷都引起我的思考，我站在西方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平台上思考，以波芙娃的论点为基石，又再此往前走了一步。

Ｐ：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艺术家的定义是可以讨论的。西方某些女权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往往容易走极端，比如说巴黎的女艺术家Orlan，她在自己的脸上做手术，做出各种她想要的形状。我们无法猜测她的动机，她的作品是非常极端的，我们通常会把这种极端表现方式归结为女权主义艺术；妳的作品的表现则比较温和，仍然在美学的范围内追求美感，但作品中的对照却很强烈的，一边是很强烈的社会问题，一边是很感性的表现方式，这让妳的作品与一般女权主义艺术家拉开了距离。

Ｗ：艺术是个人的问题，与个人的思想、品德有密切关系，西方当代艺术表现方式颠覆、幽默、深刻、暴力，而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女权主义，因为她们不断大量的挑衅和展现。我的作品风格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作为女性，我有意将女性的柔弱、温和与西方强烈的政治题材结合，产生艺术作品中的撞击和对抗的趣味。

Ｐ：作品《G20峰会》的命名是否有特殊意义？如果不以此命名，观众一般是想不到它的，因为参与会议各国领导人已经被虚构的女性替代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G20峰会的演出版，并不是这个题材的直接再现，而是经过了表演和解读的中介，因为经过了转化，作品的艺术性比社会性更强。

Ｗ：从艺术的历史发展而言，虚构、颠覆、自由的重新创作，可以不是真实的世界、不是逻辑，是个人创作的艺术变体；此作品本来命名为＜星球—G20峰会＞，后来觉得太科幻，离人类生活太远，所以决定命名为《G20峰会》。不过上海站展览将用«星球—G20峰会»。

Ｐ：G20峰会是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发起的，一共举办了多次？你什么时候开始用它作为创作的题材？

Ｗ：创作此作品是2009年，我创作的G20峰会艺术作品。不是现实的世界，不是逻辑！是女权主义艺术个人想象，极端的欲望，是虚构的女性世界。纯粹是以人类的性别文化做考虑；人类几千年的文化皆以男性的利益、欲望与愿望为出发点，自波芙娃起，开了以女性的利益与愿望为出发点的源头，文化的起点因此有了部份改变，我认为可以算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

Ｐ：在欧洲，我看见艺术圈中起决定作用的，多半都是女性，虽然其他领域我不太清楚，但女性在艺术圈中的影响力与地位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不一定说超越男性，至少与男性是完全平等了。

Ｗ：是的，在艺术圈中却实是有很大这样的倾向。从70年代起，美国就曾提出为何没有女性大师的存在，所以现在既然已经提出了女性的《G20峰会》，我认为接下来就应该要有女性的大师的出现了。

Ｐ：关于大师，我有这样的看法。我认为，定义大师或者遴选大师，就是由男性的思维的体现。要真正做到女性主义，就需要彻底摒弃大师概念，也就是不再依从男性的价值观来做评价。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各种现象都是朝生暮死，领风骚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过去那种一统天下的大师不存在了。

Ｗ：从现实来说，人类文化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过程，几千年男权文化的建立不是一下子就能达到平等的，一开始是先由男权文化统领，后来是由女权文化领军，最后会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会渐趋缓和。假如整个人类由男权中心向女权中心嬗变，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拔苗助长，几百年以后的事谁知道。

Ｐ：说到平等，现在除了女性之外，包括儿童等各种地位较低或者较弱的社会成员，都应该得到尊重。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的程度，要看社会上所有的成员是否都得到尊重，都被平等地对待。有一回我看到一个表现矿难题材的作品，我特别受到触动，人类所遭受的任何不平等待遇，特别令人同情。也许有人会说，这件事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是每当我们遇到诸如此类现象的时候，仍然免不了要受到触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都是人，只要有人受难，我们就有可能受难。其实，人是非常有限的。生在阿富汗，就是塔利班战士。社会环境对人的塑造，远超过了人自身的选择与努力。只要有人在受难，每个人就都可能受难。如果全社会没有人受难，我们就 不会有受难的可能性，就不会有受难的担忧和焦虑。

Ｗ：但艺术对此能做的也许不多？作为人都渴望得到保护与尊重，平等，安全与幸福。

Ｐ：其实不然，多数人的生活是麻木的，艺术家通过作品，可以唤起人们对某些现象的思考和敏感。

Ｗ：也就是一种思想的前延，但其中是否会含有危险性？因为任何一种新的东西都容易受到抵制。

Ｐ：也不一定，艺术家必须充分尊重自己的感受，社会也必须从艺术的角度来理解艺术家。由于艺术是可以虚构的，因此不能将艺术家的人格与他的作品的内容简单挂钩。艺术家多半不对事物的存在表态，即不说它有也不说它无，因此不能以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来对待艺术。我们需要一点二阶思维来对待艺术作品和艺术家。

Ｗ：是的，艺术家应该按自己内心的喜好，日常的积累，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放在作品中。艺术创作纯属个人行为，内心思想应是自由的。2009年我开始创作《G20峰会》，去年五月份在HI艺术上发表，当时中央美院要出一本关于当代艺术的书，易英老师的学生让我把一些数据送过去，所以我就正好把《G20峰会》的数据送过去给他看，他看着思考了很久，然后对我说＂妳的思维太快了，妳是一个天赋极高的艺术家，这个题材也是非常新的“后来易英就让我找了彭老师来策划这个展览。当彭老师的文章出来之后，引起的轰动很大，很多人说彭老师是＂天马行空＂，说彭老师你＂胆子很大＂，彭老师你怎么看？

Ｐ：＂天马行空＂不一定是好事，它可以从正反两个方向来解释，既可以说这个人很有想象力，也可以说这个人不守规矩，在乱来。

Ｗ：因为你文章中那句话＂实际上是整个人类正由男权中心向女权中心嬗变＂，所以引来了这样的评价。

Ｐ：也许我可以承认我胆子大。刚才我讲到二阶思维，也就是不要急于对事物的存在表态，让它悬置一会儿。在艺术世界中，事物的意义不是单面的，而是两可的。我希望我策划的展览，可以让观众从正反两个方面去思考，或者让观众捉摸不透我究竟是什么意思。在非现实的艺术世界里，我们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另外，我不受任何艺术体制的限制，我不是任何艺术体制的成员，我只是我自己，一个个体，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可以对现有规则和权威挑战，因此有人会说我胆子大。

W: 您作为曾经策划过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您怎么看待您目前的头衔和身份。

Ｐ：我是一个绝对的平等主义者，包括对儿子和学生，我都是持平等的态度。我尊重所有人，我不希望成为一个偶像或是权威，只是希望做一个能够对别人有点贡献的人而已。从另一个方向来说，所有的父辈都比较早逝，佛洛伊德还指出儿子都有杀父娶母的冲动，我可不想成为后辈攻击的标靶（笑）。在做贡献这件事上，尤其是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我仅想以一个公民的身分，为国家做点贡献。据说有很多人攻击我，我虽自恃比较宽容，但人非圣贤，总有情绪，我不想逐一响应或面对这些批评，所以我不上网，就是为求眼不见为净。我的人生哲学、人生的理想，是摆脱虚名或权威的束缚，摆脱身份的束缚，我希望别人在介绍或者谈论我的时候，不知道用什么头衔和身份。一个人要做到没有身份，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无为，什么事都不做，所谓消极的自由。另一种是有无，什么事都做，所谓积极的自由。我采取的是后一种途径，比较辛苦的命。我不断尝试变换我的研究领域。在美学领域中，其实我做出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获得了国际美学界同行的尊重。后来我转到当代艺术领域。我从艺术家们那里学到许多美学著作中学不到的东西。我感到自己又变成了学生，重新有了一种学习的心态。这种感觉非常好。因为是学生，可以不怕犯错误，同时能够保持思想的活力，保持自我批判的清醒，当然还可以让自己不至于衰老太快。现在我又转移到剧本创作。回过头来看，这些转换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视觉领域的经验对剧本创作是有帮助的，而视觉领域的经验其实又依托了我的美学知识，创作剧本及视觉领域经验，对我的美学思考又有新的启发。

Ｗ：对艺术家而言也是，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其实作品仅是工具与手段，思想才是最根本需要阐述部份。

Ｐ：其实思想与独立思考的能力是需要转换的，有思想与有艺术创造力不是一回事，转换的过程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我从事的研究领域很多人不能理解，因此容易遭到误解，对我而言，我追求的仅是一种贡献；倘若我的文章受到肯定，表示我能够刺激当代艺术圈的同行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Ｗ：我觉得策展人不光是做一个展览，他的理论与思考才是最重要的。

【编辑：冯漫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