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到的方力钧照片，总是将嘴角上扬到最大限度，也就是我们说的，咧着嘴大笑。他说，这早就成为了他的职业笑容。方力钧当然没理由不高兴，此次他在新加坡MOCA艺术馆的《方力钧文献展》中，展出了自己1958年至今大量的文献和档案，他学习艺术的整个经历、手稿、早期习作、生活记录，都按照时间顺序清晰地分配在展厅的一个个格子间内。只要跟着时间标注走进这一个个小空间，他所有的经历便如同一部立体电影呈现在你面前，而在这些作品中所涵盖的，也不仅仅是他艺术家个体的状态，更反映了整个中国在这些年代的发展变化　对话方力钧：

TO：一开始为什么会想到做文献展？

其实我们做展览习惯于展结果，但这个结果的气候、土壤和它的种植技术都没有体现。一个艺术家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就是结果吗?于是我就越过了结果往前，把各种可能性呈现出来给大家去看去探讨。

TO：以前就会刻意地保留这些文献资料和作品吗？

2007年开始想做文献展的时候，有一天，我哥哥给我带来一个破木头箱子，那是我10几岁学画画时的箱子。里面有1000多张素描、速写、水粉。紧跟着，我的同学杨茂源来我工作室说‘老方，发现了你一卷画’。我一打开发现全是我大学时候和刚到圆明园时期的几十幅作品。油画有20多张，还有大量的素描，只能说我太幸运了。

TO：你从33岁就开始做回顾展，不断地梳理和总结自己，平时是不是一个很容易自省的人？

其实就像打台球一样，你所前进的方向跟后面的惯性密切相关。过去的历史对我自己来讲也蛮好奇的，我的记忆经常会停顿在一个自己还完全没长大的时候，定格在某一瞬间。但中间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也很想知道，所以梳理对我来说是一个课题。

TO：最早的记忆定格在了哪个瞬间？

是我特别小的时候我妈妈骑自行车上班，我边哭边拽着她自行车不让她走，我奶奶是一个裹小脚的老太太，跑不动，我妈妈就很绝望地看着我奶奶一点点走过来，然后抱住我，她才能骑自行车走。特别惨。

TO：毛主席去世的时候，为了得到老师的夸奖，你一直跟着哭，可后来自己爷爷去世时并没有流泪，因为根本不知道死是什么，所以是不是很小的时候已经开始懂得了一些生存之道，比如圆滑？

那天我们吃饭时还在说，如果一个人真的不会说谎，便很难生存。但一个孩子不可能做到圆滑，甚至到50岁了也未必可以做足。其实当我们还是婴儿开口叫第一个人的时候，就注定了以后必须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从叫妈妈、爸爸到爷爷奶奶，慢慢地把这些人细分。而我过早的遇到那些事，无非是变成了催化剂，在现实面前逼迫我更快地成长，是个速成班。

TO：你上中学的时候老师曾给你写评语说“希望你以后言行一致”，现在回过头怎么看这句话？

在当时之后非常长的时间里，我很计较这段评语。因为我们受的传统教育是做一个诚实的人，不能两面三刀。慢慢自己想明白了，我现在的智商情商要够的话，何止两面三刀，我希望自己百变。就像变色龙一样，一个低等生物都能为了生存而变化，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一些调整呢。

TO：你小时候似乎有很多不寻常的经历，比如溺水，后来你反而年年都怀着恐惧学游泳，为什么要这样，是和自己较劲吗？

这么看来我还挺有骨气的，但我学了有20多年。想想是挺较劲，画画也较劲，小学我申请进美术组5年都进不了。放学美术组都锁好门走了，我还要扒在外面看一看。家里人就说我到了中学要再进不了美术组，会得神经病，没办法就帮我走后门，可进去之后又不敢画，画得特别差，老师一脸鄙视，觉得我太不是材料了。

TO：现在还有真正恐惧的东西吗？

其实挺多的，有些是不敢说的，更多的恐惧都埋在日常的生活里，人大多数时候很盲目，不知道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盲目的时候，特别希望找到一个清楚的方向。有了方向的时候，睁着眼睛看着自己上当受骗。

TO：从什么时候开始把艺术和社会事件联系到一起？

我是1989年毕业的，那一年创作欲望特别强烈，发现了另一个新世界。从那时就把主题定在了这个位置上，很像是一个小孩手里拿着弹弓，突然之间发现了一只鸟，年轻的时候很容易选择一个发泄的途径，这过程本身其实挺危险的。
 

【编辑：陈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