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7日，谢晓冬组织和参加《种菜诗唱和册》系列作品观摹研讨会。

太阳底下无新事

作为管理者，谢晓冬坦言对于业务方面的不熟悉会带来工作中的不便，所以他也会看很多跟业务相关的书籍来补充，“倾听很重要，然后是思考、分析，找出解决方法。”

“我现在采取的措施，匡时之前可能都采取过。创新并不是一味的重要，有用的经验彻底的贯彻，就能做得很好。”在未来的工作当中，匡时可能会尝试“放权”，在某个板块或者某个区域给他一个政策，在此之下业务人员可以自己做一些决定，“如果业务人员总是做一些征集的辅助性工作，并不能迅速成长起来，老板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接下来会在授予权力方面加大力度，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这样做了。”
 

谢晓冬尤为看重数据以及数据流通的状况，他举了一个例子，“四大国有银行，其实设置都一样，你有银行投资部，我也有投资部；你有海归，我也有海归；你有行长，我也有行长。但是技术最领先的是工行，差别就在数据系统。‘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好像很土，实际上就是这样，iPhone也是因为好用大家才都用的。”信息化进步与否是企业之间竞争的一个重要筹码，放在拍卖行业也是一样，“信息不能流通，出现效率低下以及信息紊乱的状况是不出奇的。”

谢晓冬评价自己的同事们，最大的特点是“好学”，这或许跟年轻有关，又或许无关。“树立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很重要。管理者自身的言行也很重要”，遇到一件好的拍品，公司上下都会出谋划力，挖掘它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请来专家讲解，把不为人所知的闪光点展示到位，这一次征集到的《种菜诗唱和册》即是如此操作。

最近微博上有人说总是看到董国强一个人跑来跑去，这样的企业不值得效仿——谢晓冬就无奈了，“其实别人也在忙，只是别人不发微博而已，董总喜欢玩微博是众所周知的。”看到的事情也许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媒体的报道能做到的客观程度就见仁见智了，作为被报道的一方，除了做好本分，并不能够左右太多。

“宏观面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制度跟人才，更高层次的就是公司的战略定位。”匡时想做怎样的一个公司？在行业中希望处于怎样的位置？打算完成怎样的一个社会使命？“很多企业都是这样，在小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些问题，随着做大，对企业有了感情，必须思考这些问题。”

小采访：

匡时特别注重和媒体的合作，你认为拍卖行在和媒体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双方都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要站在一种“同情之理解”的立场来看待对方。这中间不仅包含着换位思考，尊重和理解对方的工作内容，工作需要，更包含着一种深刻的体察，就是从对方自身的发展逻辑、约束条件去理解对方当下的工作，在一个互动的相互负责的关系框架下对对方提要求。

        以媒体的客观性为例，拍卖行不能简单批评媒体道听途说，以偏概全，似是而非。在一个互谅和相互负责的关系框架下，企业有必要与媒体广交朋友，耐心解释拍卖市场的一些独特的内在规律，但同样，媒体也必须在报道中使用正确的方法，去努力接近事实的真相。

        在面临争议性报道时，企业要以真诚的心态面对，寻求理解。媒体也要避免功利心态，不要盲目追求热点新闻。中国哲学讲"极高明而道中庸"，不仅说的是一种理想人格，更是一种追求真理，达到和谐的方法。真理不是一方可以建立和发现的，我们可以相互推动对方的进步。

        匡时的品牌形象塑造非常成功，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关于这一点，董总讲过，匡时是一家有文化使命感的企业。“圣贤耻独善，所贵匡时坚”。如果我们对中国的文化有归属，有信心，我们就必须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份生意，更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一个平台，一份事业。

        
        从这个根本点出发，匡时的品牌形象塑造是全方位的。从拍品选择的严谨性，到专场设置的学术性，再到图录制作、拍卖预展的价值呈现，乃至市场推广、客户服务，社会活动的参与，我们无不以一个文化和专业的标准要求自己。

        道，一以贯之。我们的工作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只是一家经营艺术品交易的公司，更是呈现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生活、中国传统美学价值、中国传统人文公共价值的平台。我们常常带着自豪感和激情开展工作。

        作为营利性的企业，拍卖行应该如何承担社会责任？

拍卖行的社会责任，不只是开展慈善捐助，艺术赞助等活动，更重要的是怎样通过自己的商业活动，完成中国传统美学价值传播，唤醒民众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归属认同与自豪感。这就要求我们从一个更高、更深和更远的角度，来提升我们工作的质量与水准。

例如过云楼藏书的拍卖，我们开展的全国巡展，包括为此制作的专题片在每一地都引起关注，包括最后情景再现性的过云楼预展现场所引起的轰动，很多人开始由此重视中国传统的典籍，重视中国源远流长的藏书文化，我们会为此感到骄傲。我以为这正是拍卖公司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编辑：刘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