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宝斋上海2012春拍现场

去年秋拍荣宝斋(上海)首槌，80%-90%的拍品来自北方，290个牌中只有70个牌是上海本地，最终买到手的只有5个牌，本地委托只有200万。虽然成交额超过8亿元，但是荣宝斋(上海)总经理王倚山并没有那么乐观。首拍可以依靠荣宝斋的支持，但是中国拍卖市场长久以来形成“京强沪弱”的格局，让荣宝斋(上海)的本地化过程变得异常艰难。

抢滩上海：面子值钱，但值不了很多钱

“我们8月份才拿到执照，11月就要进行秋拍。”王倚山回忆去年首次登陆上海的情形，要在几个月内完成征集、预展、宣传、拍卖，这对荣宝斋(上海)来说，不啻为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征集，“相比北京市场，荣宝斋的品牌在上海的认同度并没有那么高，而且藏家也因为地域文化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去年我就碰到过，一个藏家有三张画，两张张大千，一张傅抱石。一聊他家还有很多，我就建议他全都拿来，我给他拍一个专场，可是至今为止一张也没有拿出来。这件事情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或者教训，这是京沪文化上的差异。在北京，跟北京人是咬定青山不放手，他拿东西送拍，我们谈一会儿，想把藏品都拿来看看，他一般会说没问题。你再讲全上拍，总会有点儿哥们义气，一般会讲那行，给你吧。上海人不是这样的，你讲得再好也不行，他可能还是给你一件。”

“所以首拍我们不能靠上海本地，只能靠我的资源。”荣宝斋(上海)在本地征集的起步并不理想。“万事开头难，这句话中国人常常把他挂在嘴边，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方面的心得体会。我最近常拿这句话为自己求得解脱，我感觉真的很难。这个行业我们讲要有品牌、有经验、有专业、它还得要有人脉。当然从我们自身来讲，你自己必须要强大。收藏家真金白银的，拿到北京能卖五百万，凭什么给你拍二百万?” 所以他也坦言，拍品征集是首先面临的一个困难，“因为北京拍得贵，大家都想上北京去拍。”为了上海首拍，王倚山开始调动在拍卖收藏领域的各种资源，被誉为“民间小故宫”的荣宝斋资料室也拿出了22幅近现代书画精品参与拍卖。

“荣宝斋资料室是荣宝斋的收藏机构，其藏品是荣宝斋多年来对书画艺术品经营与收藏的积淀，且大都是艺术大家的精品力作，这一次拿出的吴昌硕的《红梅》、齐白石的《蛙趣图》、吴冠中的《玉龙山日出》、黄永玉的《马蹄莲》等，都是难得一见的佳作，尤其是何海霞的《人在画图中》，长410cm，高68.5cm，二十多平尺的尺幅也是拍卖市场仅有的宏篇巨制。这幅作品成交价达到了2070万元，打破了何海霞的拍卖记录。再比如吴昌硕《红梅》，尺寸之大也很罕见，同时又是流转有序的精品。”王倚山说。

一组数字充分说明荣宝斋(上海)登陆时的特点：去年秋拍首槌，80%-90%的拍品来自北方，290个牌中只有70个牌是上海本地，最终买到手的只有5个牌，本地委托只有200万。

“上海的本地买家当时都在观望。”王倚山清楚，荣宝斋300多年的品牌价值在北京已经无需多言，而在上海虽然上世纪30年代已经开了第一家分店，但是品牌认知度仍然没有预期的理想。除了委托人需要观望，竞买人也要观察荣宝斋(上海)第一次拍卖的表现，包括对于藏品、价格、服务的各方面考察。然后才能决定是否进场。因此在首场秋拍中，尽管遭遇宏观经济的压力，市场处于调整期，王倚山依然利用荣宝斋的藏品创造在上海的影响力，拍品总估价达到10亿元。

而在具体的拍品选择上，首拍最高价又控制在3000万元左右，“没有选择估价过高的拍品恰恰考虑到了经济大环境和市场的承受能力。”在首次拍卖前，王倚山对媒体预测，三个亿及格，四个亿良好，五个亿圆满。“那当时对媒体这么说，而对我们自己内部来说，五个亿及格，六个亿良好，七个亿圆满。”当年秋拍，荣宝斋(上海)以超过8.1亿元的落槌总价创下了上海艺术品拍卖单场最高成交纪录。

但是王倚山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长期依靠北方的委托人和买家资源显然并不能持续，“这个社会里，大家都知道，面子值钱，但值不了多少钱，所以我们的定位是必须立足于本地资源。”

上海拍卖：收藏传统与市场规模的悖论

根据统计，2011年北京地区的艺术品拍卖总额超过566.72亿元人民币，上海只有159.30 亿元。

到上海前，上海的地方收藏传统和丰富的资本、买家资源让王倚山充满了信心。“上海有很多中国的艺术家，从明末清初常熟、常州、松江都有很多著名的书画家，例如董其昌等等。而北方只有从全国抽调的宫廷画家。其实从近代开始，中国的文化中心在南方，尤其在吴、楚，其中楚以青铜等为主，吴以书画为主，青铜文物的流通受到市场管制，因此江浙就成为中国书画乃至中国古玩收藏的重要集散地。从顾恺之、吴道子、王羲之，到明代的文沈唐仇、董其昌，清代四王吴恽、金陵八家，都是我们南方人，相当于本地产本地销，首先市场是这样的，真正的收藏市场传统在南方。”

有深厚的艺术品产出和收藏传统，上海地区也不缺资金，“以今年的春拍为例，有很多过亿的拍品是我们南方人买的，就像今年嘉德拍卖的《韶山》、还有匡时拍出的《过云楼藏书》、保利拍出的《万山红遍》，北京市场中过亿的拍品哪一件花落北京呢?买家都在南方。我们一直在探讨，如果把这几件都摆在上海，我们今年能不能卖掉呢?90%的可能性卖不掉。”拥有买家、藏品、资金和传统的上海市场，却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中遭遇到一场尴尬。

“92国际拍卖会”之后，1993年紧接着是上海朵云轩的拍卖，这场文物艺术品拍卖要早于嘉德，那场拍卖会王倚山也在现场，拍品主要是书画。之后北京市场中出现了嘉德、瀚海等诸多拍卖行，“朵云轩藏品大约200多件，拍了七百多万，嘉德隔了一年六七百件拍了八百多万，差不多，而且数量在增多，社会发展，一个二百多件，一个六、七百件。艺术品拍卖市场从1993年到2003年没有太大的变化，没有几何基数的增长。”

但是2003年到2012年，北京艺术品拍卖市场中出现了几何基数的增长，嘉德、瀚海、中贸圣佳之后，北京荣宝斋、中国书店的海王村等知名企业也进入拍卖市场，随后保利、匡时也进入。北京成为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的龙头，上海艺术品拍卖仿佛经历了失落的十年，仍然不缺乏资本、也不缺乏丰厚的收藏传统，却没有北京拍卖市场上的如火如荼，用王倚山的话说，“委托人和买家都在南方，北京只是一个拍卖的场子。”曾经与北京并驾齐驱的上海，市场份额仅占北京的四分之一。

京强沪弱：谁是“洼地”里的鲶鱼?

“中国的拍卖有朵云轩、当时与北京嘉德、瀚海几乎是并驾齐驱。资格差不多的艺术家作品的价格南方普遍高于北方，为什么呢?因为改革开放是由南向北的，作为一个特殊的商业非常繁荣、文化发达、人口也众多的大都市，上海的市场活跃度高、参与的人多、传统也深厚。但是从03年以后，上海的市场逐步就被北京拉开了距离，越来越大，看不到有缩小的迹象。”

王倚山举了个例子，“比如说在北京做拍卖，他一股脑儿都拿来一堆，跟你聊了五分钟就会说家里面还有什么的。在上海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谈得不好，摇摇头就走了，什么样也不讲。谈得好，又拿了几件，再聊聊去家里看，可能还有十几箱。这是就是文化的差异。”

“比如说北京有一家，磨了一个星期，五个子女的都给我，我拍了一个多亿，在上海我也想采取同样的策略，结果磨了五个星期，还是五件。”王倚山笑言。

2003年，正是京沪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出现差异的起点，从2003年开始，北京拍卖市场突然暴涨，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王倚山将其解释为一种“非典”后的文化消费，在一个民族经历了公共卫生的危机之后，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就会突然增加。他将欧洲的经济困境与文艺复兴、美国的经济萧条与文化反思相对比。当时2003年的春拍因为非典延迟了两个多月，结果在非典结束后的首次拍卖，北京拍卖市场突然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

而上海似乎从此迎来了失落的十年，成交额日益落后于北京，“这点我认为是不正常，上海作为长三角这么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缺少竞争。”王倚山说。

回顾北京2003年之后的发展路径，王倚山颇为自豪，那次北京拍卖市场进入快速上行通道，与王倚山曾经领军的北京荣宝密不可分。

“2003年，这个行业应运而生，巴菲特讲过，牛市像火山，没有准确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喷发。熊市像海啸，看得见，跑不掉。”到2003年，艺术品市场的牛市临近，这是王倚山刚刚接手北京荣宝，在前一年北京荣宝的拍卖额只有150万的情况下，那年中国书画的秋拍成交额一下子追上了嘉德，很多给嘉德的供货商在那一年转移到北京荣宝。

他将这种搅动市场的行为形容成“鲶鱼效应”，“竞争本身可以带来行业自身规范和提高，促进你不断强化、不断完善自己才能参与竞争。”2003年北京荣宝的崛起撬动了北京市场中激烈的竞争，不仅老牌的嘉德、瀚海，荣宝斋和中国书店这样的老字号也进入了北京市场的争夺。到2005年，保利、匡时等新一批拍卖行的入场，将北京的艺术品拍卖市场推向了一次高潮。

在王倚山看来，正是因为缺乏竞争导致上海市场滞后，朵云轩虽然起步很早，但一直缺乏有力的竞争对手相互促进，这根上海相对谨慎的地域文化有很大关系，“上海当地的经商风格容易像吃甘蔗的中间，不愿意吃两头，不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没有人愿意吃上头的部分，市场就很难发展成现在北京市场的规模。”王倚山说，因此在上海这样一个买家、藏家、作品云集的地方，出现了拍卖市场的“洼地”，只是缺乏竞争的力量，因为看中了上海良好的市场基础，王倚山决心再次成为搅动竞争的鲶鱼。

【编辑：刘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