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除了元朝，没有一个朝代的写手像当今的文艺评论家这么困窘。元朝很混账，人被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妓九儒十丐，文人的地位近似乞丐，因而当时的文坛就找不出一个像样的评论家，找到的只有这个朝代的诅咒者。不幸的是，在当今知识经济结构中，统治全球的拜物主义决定着结构的等级，同精神打交道的文艺评论家又一次跌进了社会底层。

中国30年来发生了巨变，唯独稿酬制度难变，每千字50元左右。按普通的写作速度，比如西方写手每天平均写500字，大抵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美国中产阶级的最低收入每天不少于100美元，以此换算，每千字稿酬在200美元以上，相当于人民币1260元以上。中国评论家如果按普通的写作速度和国营标准获取稿酬，每月总收入为人民币750元左右，比二三线城市最低工资标准还少。一位评论家写100年的评论文章，在北京买不到一套像样的100平方米的毛坯房;半个多世纪之前，老舍等人一笔稿酬就在北京买了一套四合院。横竖比较，傻子都会发现有问题。

稿酬是国家供养文艺评论家的称谓，润笔是文艺家私下供养评论家的说法。“润笔”二字出现在隋朝，是皇帝认可的付酬方式，一直沿袭到今天，唯有“文革”时期中断。“文革”期间，包括评论家在内的文人出于恐惧，曾联名上书请求取消稿酬，即取消精神的价值。至今中国文艺评论家无力随意购书，无法自由参与世界各地的学术活动，结果只能导致贫困的精神和糟糕的评论。

评论不是苦行僧的事业。孔子认为大俭极下，意思是说生存条件过于俭朴就会流于卑下。唐朝一线文人的润笔标准是一字三匹细绢，换算成人民币，一千字50万元。80年前，在万恶的旧社会，评论家鲁迅的年收入，均来自稿酬和版税，按购买力折合当前人民币50万元左右。在评论与版税不大相干的当代中国，无论国际惯例如何，当今中国评论家都不得不依靠润笔，杜绝润笔无异于对评论的扼杀。润笔通常是知名评论家才有可能享受的待遇，同初出茅庐的评论家无关。由于困窘，从事评论的年轻写手大都被迫改行。

评论文章携带着作者长期的积累和一生的名誉，但它的市场行情大致只是一锤子买卖。它被严禁一稿两投，它不可能像艺术作品不断增值，更无法同可以无限度复制的其他知识产品相比。评论文章的结集出版，常常没有稿酬。评论的陷落同廉价的稿酬制度互为因果，任何有良知的艺术家和圈外人，都没有理由简单地指责中国的评论家。

上海主要新闻媒体提高文艺评论稿酬标准，每千字300元到600元，试图体现两项功能，一是提高写手的社会待遇，二是抑制私下润笔的负面作用。这显然是对蔑视精神的稿酬制度的反拨，是值得文艺评论界集体鼓掌的善事，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提高写手的待遇，现有的标准还不够;抑制润笔的负面作用，不意味必须取缔润笔。如果采取先付费后评论的润笔方式，便有利于评论者不必专事吹捧;而国营的评论即便大幅度地提高稿酬标准，也不一定必然会成全评论的直率、深刻和公正。

(作者为西安美院教授、美术批评家)

【编辑：成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