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的“Mystery Circle”在MOCA的Geffen Contemporary展出
我的日常工作(调频制作)可以为我的夜间兼职(艺术写作)提供一些补充，但有时候却会出现这两者数周都没有交集的情况。在我们以洛杉矶为基础的谈话节目中，MOCA前总策展人Paul Schimmel被辞退的消息并没有被人忽视，但它似乎也没有挑弄起人们太大的兴趣——至少在我们的资深制作人看到“博物馆是关于艺术的，而不是要击倒人群与收益上的大人物”这样的标题前是这样的。那篇文章是由Blake Gopnick为《The Daily Beast》撰写的，指责了Eli Broad(MOCA最大的投资人)近日在《洛杉矶时报》刊登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以商业机构的语言为MOCA辩护，称其正在努力“发展它的客户群”(这是Blake Gopnick所用的词语，Eli Broad的原话是“使MOCA成为一间平民的艺术机构而不是一间孤立的艺术机构”)。
在Blake Gopnick看来，“博物馆应该尽量使(好的)艺术品被最大数量的、正在追求那样一种东西的观众所‘获得’”。虽然Blake Gopnick的想法本身也存在问题(提升了某些艺术形式及艺术家的层次)，但我基本同意他的大致观点。展示优秀的艺术品应该成为一间艺术博物馆的首要目标，即使它们只能吸引来少量的观众从而使得机构处于一种“偏狭性”的掌控中。
然而，我不认为这些艺术机构能够显示出隔离状态的迹象。我当然理解甚至是赞同使MOCA变得更加“大众”这个希望背后的逻辑性——Eli Broad在这里应该指的是博物馆的可理解、可接近性，但“insular(孤立的)”这个词语却用得不太恰当。“insular”来自于拉丁语中的“insula”或是“island”，意思是“不感兴趣的，没有利害关系的”。如果说这两者有什么区别的话，MOCA所想要吸引的人群只会不断证实其孤立性，他们只对最精彩的艺术展或是能够直接反射其个人体验的展览感兴趣，而不是那些试图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考这个世界及其周边事物的方式的展览。
像Paul Schimmel这样的策展人通常是孤立性的一种中间立场而非推动力。事实上，Paul Schimmel与MOCA的纠缠让我想到了20世纪早期的一次策划冲突，那次冲突则发生在艺术史学家Aby Warburg与他的图书管理员兼助理Fritz Saxl之间。Aby Warburg是自己家中最年长的孩子，他出生于19世纪中期汉堡一个富裕的犹太银行世家，因此他本来应该是家族企业的继承人的。但是在他13岁的生日上，他将自己的继承位置让给了他最小的弟弟Max Warburg以换取“Max将要为他购买所有他想要的书籍”(出自《Manguel》)的承诺。Max遵守了自己的承诺;1914年时，Aby大概拥有了1万5千本书籍，其中大部分都是与历史、艺术、哲学以及宗教有关的。这些书籍组成了Kunstwissenschaftliche Bibliothek Warburg——位于汉堡的一家研究机构，吸引了来自全欧洲与美国的学者——并且最终演变成了上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史智囊库”之一Warburg Institute。
然而在Fritz Saxl介入之前，Aby的规划是相当凌乱的——对“图像压印加工扮演的文明化进程的角色”进行的未经虑过的调查。“尽管在人类学与艺术史这样广泛的主题下进行分类，然后其中五花八门的类别以及每个类别里的书籍都是根据他们在两个方面上对书籍的理解能力进行布置的。在一个门类里呈现出来的‘推敲’线索可以在它的‘邻居’处得到证实或是抨击，延续或是反驳。每一本书都向临近的书提出了一个问题同上又回答了对方的一个问题。”(来自《Ibid》)。Aby的体系虽然能给人以启发，但它对整个理解过程却是一个噩梦，并且疏远了很多观众——直到Fritz Saxl利用了自己的分类体系为止。
一个浪漫的人在读完上面的故事之后也许会认为我是用Aby来代指Paul Schimmel;然而事实上Paul Schimmel与Saxl的共同点更多：都以“提供了对当代艺术批判性的、学术性的调查”的展示方式而闻名。Paul Schimmel为当代艺术提供了环境，使得观众能够对展出作品做出理性(以及感性)的联系。在这些方面上，像Paul Schimmel这样的策展人才是真正能够为美国流行文化中的偏狭固执“解毒”的人。虽然我认同Eli Broad希望看到一个经济上更加稳定的MOCA的愿望，但他同样也应该关注MOCA除炮制以“奇观”为基础或是融合主流文化的展览之外的潜能——那样的展览也许在一开始会吸引大量的观众，但它的策展计划必将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让观众对当代艺术更加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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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建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