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筒最能代表文人情趣

笔筒的祖上当为笔床、笔架、笔船和笔格。诗人岑参在《山房春事》中有“数技门柳低衣桁，一片山花落笔床”的句子。可见这些文具颇受文人的喜爱。笔床的用法是，将毛笔横卧其上，如人卧床。一只笔床上面至多可放三四管笔。它虽然造型新巧，但使用起来却不太方便。笔床和笔船都被明代以后为大量兴起的笔筒取而代之，清代便少见踪影。笔架至今仍在使用，笔筒则盛而不衰，成为存放毛笔的主要案具。笔筒大都造型简单，口底相若呈筒状，非常实用，是案头工具中不可替代的美器，极具观赏和艺术价值，深得古代文人墨客的宠爱。

明代文人墨客崇尚自然的生活观，讲究做人品味，追求生存格调，因此想尽办法寻觅各类美器，斋头清玩之器，精到细琢的笔筒，从侧面展示着人的审美心境和雅逸才华。有些文人雅士甚至亲自奏刀制作，以拥有精美绝伦的笔筒为荣，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笔筒的制作与发展。

明清笔筒传世品极多，虽形制变化不大，但材质却颇为丰富。有竹、瓷、木、铜、象牙、玉、水晶、端石、漆等。从装饰方法上看，有刻、镂、雕、绘等，以瓷笔筒为例，有青花、五彩、粉彩、三彩、颜色釉等。笔筒为文房用具中器型变化最小，装饰方法最为丰富的品种之一。

明代笔筒以竹为主

明代以前传世的竹刻器物甚少，一则是缺少知名的刻工，二则有些器物上没有刻工姓名，加之竹制品本身不易保存，难以见到出土之物，故具体年代极难定夺。明代中叶之后，竹刻名家辈出，竹刻器物由实用型开始向实用和欣赏二者兼备的类型转变，竹笔筒也在此时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收藏者的心爱之物。明代竹刻名家有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代，以浮雕和圆雕的深刻法创竹刻嘉定派;有濮仲谦，以不事精雕细琢，只就其天然形态稍加斫磨的金陵派。

就传世的明清笔筒看，有光素器物，不加雕饰以本身的纹理和色泽取胜，朴实无华，素雅大方，但相对来讲，工艺韵味稍差，为藏者所不重。深刻法亦为明代笔筒刻法之一，其典型特征是纹饰全部陷入地之中，有时下剔达七八层，运刀如笔，玲珑剔透。如竹雕白菜笔筒，为明代竹刻名家朱三松刻制。筒式，色泽棕红，筒壁刻有白菜两棵，叶片或挺或伏，叶脉清晰，一只螳螂伏在菜叶上。其刀法为陷地深刻，菜心陷地最深，线条婉转流畅，颇见功力。明代竹笔筒还有浮雕一种，利用深浅不同的刀法，表现出纹饰的层次感，雕工精细，有古朴典雅之美。明代竹笔筒中有留青一派，所谓的留青，也称贴簧、文竹、竹簧，经煮、晒、压，胶合或镶嵌在木胎及竹胎器上，然后磨光，再在上面雕刻纹饰，由于簧色洁净无瑕，有如象牙。虽然从雕琢的工艺上似乎不及镂雕、高浮雕精湛，但古朴之中别有韵味。

笔筒应该是竹木制在前，瓷制在后。朱松邻生活于嘉万时期，为嘉定派竹刻始祖，所存真迹罕见，但他对后世影响极大。南京博物院所藏高浮雕竹刻笔筒，老松仙鹤虬劲古拙，定为朱氏仅存真迹。此笔筒作于1571年，为隆庆5年。此为已知最早的带有纪年的笔筒。《长物志》也称：“(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花梨即黄花梨木，明式家具常用之良材。由此可知，明末竹笔筒大兴，且品级高于木质的。从工艺要求上看，竹笔筒比瓷制少有限制，任何人均可以因地因材制宜。所以，竹制笔筒各流派争雄斗艳。

瓷制笔筒始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但传世品中极难一见。天启、崇祯时的瓷笔筒生产量较大，以青花为主，纹饰有植物、动物、人物等。其基本形制为直口，平底，腰微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