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八五新潮”的形成、发展与反思之一：短暂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近年来，关于“八五新潮”的论文、展览与讲座逐渐多了起来，原因在于：其不仅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而且是我们无法绕过去的话题。所以我特就这一问题谈谈我的看法。需要说明一下，此文是根据我正在撰写的《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2008》书稿改写而成。本来，按照一个现象常常会出自多个原因的道理，我要谈及更多的话题，但因文字有限，就没法在本文中谈到此书中曾经涉及过的文革美术、后文革美术与思想解放运动，仅将它们作为背景来处理。另外，也去掉了对相关作品与个人进行介绍的文字，敬请读者理解。
一、短暂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1983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隆重召开。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的迫切任务》的讲话，内容涉及到了全面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这显然与他一向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进而一心一意抓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有关。正因如此，在听到党内有人反映社会上出现了以上两方面问题后，他感到问题很严重，有必要加以整治，于是就有了这一次全会的主题。关于后者，他明确指出，理论文艺界“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他还说，“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1]虽然大会的决议与邓小平的讲话，都没有说要在全国范围内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但在一些人的实际操作中，“清除精神污染”在发展态势就好像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样。事实证明，少数人并没有彻底肃清极左思想的流毒，因为太习惯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政治标准，他们对新出现的许多现象都看不惯，不仅常常将一些学术问题当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还习惯于按过去搞阶级斗争与大批判的方式对待学者、艺术家与学术上的问题，并且不能以平等的方式与人进行认真的商榷或讨论，结果引起了社会上的混乱与不安。在此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大批书刊、文章与文艺作品都被点名或遭至上纲上线的批判——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前中宣部长周扬的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著名作家白桦的剧本《苦恋》与“星星美展”等等。前者尽管是周扬于1983年3月8日在 “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宣读的，但参与起草的有王元化等人。报告提出了三个很新鲜的看法，令学术界与文艺界的许多人眼前一亮：其一是，关于认识论，他认为只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不够的，其间还有个知性认识;其二是，要承认社会主义还存在异化;其三是，要重视人道主义，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由于这一报告不仅涉及了理论上的禁区，而且很系统深入，故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与广泛的讨论。不过，也遭到了少数人的严厉批判，其调子之高，下笔之狠，与文痞姚文元当年批“三家村”并无二致。他们并没有认真研读马克思在晚年的相关论述，却偏激地认为所谓“异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据王元化后来讲，正是这一报告引发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2]而剧本《苦恋》本来是白桦为著名画家黄永玉所写的记录片，因导演夏衍的建议才改写成了一部艺术电影，其描写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坎坷遭遇，十分感人。剧本于1979年完成，发表在同年9月出版的《十月》杂志上。不过，剧本中的所谓“苦恋”并不是指爱人，而是指爱国。后长春电影制片厂据此拍摄了电影，遂于1980年底完成摄制。在送审样片的时候，因有人觉得《苦恋》有犯忌的嫌疑与麻烦，便改名为《太阳和人》。对于一些人极左的做法，很多学术与艺术界的人士都是极端反感的，他们也给予了有力的反驳。而比这更加糟糕的是，在组织工农兵群众起来批判所谓各类“大毒草”的同时，“清除精神污染”的矛头还公然波及到了各个领域，包括日常生活。据知，一些政府机关的大楼前竟然明确告示：男士大包头，女士披肩发，涂脂抹粉，佩戴首饰者，均不得进入大楼;个别城市的公安局还下令禁止男女共同在公共游泳池内游泳……由于“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引起了国内不少人士外关于中国是否要倒退到闭关锁国、是否要恢复到文革时代的疑虑，更严重干扰了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和改革开放的正常进程。后在中央有关领导——如胡耀邦等人的及时制止下，“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仅仅推行了28天便戛然而止，进而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宽松时期。这无疑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展开。如果说，此后许多青年艺术家在追求自由创作与创新求索的道路上要走得更远——一些人甚至还有走激端的情况出现。那么，应该说，这一方面是因为不期而至的宽松期为青年艺术家们的探索提供了无限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是对“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扩大化做法的强力反弹。当然，这仅仅是就大政治背景来谈的。其实，真正导致广大青年艺术家直接反弹的导火索应该是“第六届全国美展”的举办，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节再谈。
注：
[1] 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2 月。
[2] 见《王元化：我在不断地进行反思》，载《我与八十年代》马国川著，三联书店，2011年6 月版。
【编辑：成小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