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全林 竹雕草虫白菜图笔筒（清早期） 故宫博物院藏

5月初，《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刊出《疁城绝艺独擅场》等一组有关嘉定竹刻的文章。想到闭展不久的上海博物馆竹刻艺术展——“竹镂文心”。文心，正是嘉定竹刻之魂。我曾撰文认为“嘉定竹刻的最大特点是在于文人的介入和作品的文化气息”，这次竹刻艺术展，我近距离欣赏了明清竹艺珍品，对此感悟更深。

清金元珏《竹人录》和近代褚德彝《竹人续录》记载的嘉定竹人，不乏文化大家，李流芳就在其列。李流芳其诗“风骨自高，不能掩其真性灵也”（沈德潜《明诗别裁》）；其文清新自然，被黄宗羲称“文中有画”；书法学苏轼，浑厚大气；他又善金石篆刻，作品古朴雅致；他的画成就更是不凡，许多课徒画稿被编入《芥子园画传》。竹刻展上，我首次见识他的行草书臂搁，“梅子黄时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一首苏东坡的《蝶恋花》，顷刻让我感受到其间弥漫的文人气息扑面而来。

早就听说1966年宝山顾村出土的《刘阮入天台香薰》是朱小松的代表作，以前只见图片，这次能见实物，着实欣喜。此件高仅16.5厘米，口径3.6厘米，所刻内容却极丰富，朱小松运用透雕、深浮雕，兼以平雕、留青和镶嵌，将东汉时刘晨与阮肇采药天台山迷路遇仙女，在仙境乐不思蜀流连忘返的神话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山石树木禽兽精细入微，可谓“鸟欲舒翼花欲舞风，人则瞪目而衣举，虫则昂股而气雄”。难怪被王世襄“叹为竹刻无上精品，第一重器”。

另一件邓孚嘉的竹根雕《陶渊明赏菊》也堪称文人竹刻的佳作，高14.4厘米，宽8.2厘米，“老松一株，枝干纷挐，挺然独秀。五柳先生立于松下，手持菊花一枝，注视着坡上的灵芝草。刻件并无篱菊，更无南山，却自然使人念及‘悠然’诗句。”（王世襄《锦灰堆》）反复观看，确如世襄老人所言“转觉隽永有味”。

从 “嘉定三朱”的作品到沈大生的《庭园读书图笔筒》，从吴之璠《刘海戏蟾图笔筒》到周颢的《竹石图笔筒》，上博展览所见嘉定竹刻表现的内容，充分体现了明代至清中期竹人的丰富学识与文化修养。它们有的以文学故事作题材，“精细得神，最为工绝，为识者所珍奉”，有的直接吟诵古典诗词，内蕴之丰富，为当今一些学识浅薄的匠人所无法企及。

当代嘉定作家中，我较多关注竹刻艺术，与嘉定竹人交往也颇多，甚至一起进山，亲历他们选竹取竹。因感叹当今竹人多缺文化，多年前就建议他们多读书，认为陆俨少“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画”，同样适于竹人。但能听进去的并不多，担心“磨刀”会误了他们的“砍柴工”。直至有一天，终于有竹人认为我言之有理。他就是后来成为上海市工艺美术大师的张伟忠。一段时间不见，每次再逢，他总让我刮目相看。一次他说在琢磨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想用竹刻表现这篇山水游记。我望着他顿觉陌生。《小石潭记》他先后设计了五稿。我不知伟忠现在有没有完成，但至少我得知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已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他还想有一日能在竹刻中表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等等。

自最后一个传统竹刻大师潘行庸辞世后，嘉定竹刻陷入较长时间的沉寂。2006年，嘉定竹刻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竹人或重操旧业或开办工作室，又热闹起来。但是如果文化底蕴不足，这情景难免有点像清末。清末，经营竹刻制品的店铺在嘉定州桥栉比鳞次，但真正的文人竹刻却寥若晨星。竹件变成商品，竹人转为商贾，当年程庭鹭曾为之痛惜不已。时隔百余年，嘉定仍希望出现有学养有悟性的竹人和有内涵耐寻味的竹品。

【编辑：刘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