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人艺术以追求“逍遥避世”为最高境界，这一审美倾向是对宦海仕途、残酷现实中“尓虞我诈”的生存境遇的反弹表现，文人士大夫们通过崇尚自然、回归山林寻求自足的人生慰藉，以此超越世俗的烦恼。换言之，中国传统艺术从权力恐惧中生发并转向了规避权力与崇拜自然的审美倾向，它是导致中国艺术贫血的精神根源。历代文人把艺术充当苟且偷安、附庸风雅的手段，这也是中国文艺难以摆脱的文化基因，如文革中的“红光亮”绘画便是典型的奴才艺术。

近几十年来，中国出现了一大批拒绝成长的年轻人，与“五四”以来几代青年急不可待渴望长大独立的现象形成鲜明反差。权钱主导一切的强大观念直接抹杀了年轻一代的青春士气，他们变得自利而势利，成为毫无文化立场的机会主义者，如北大老教师钱理群近日在一场关于大学精神的讨论中忧心忡忡地说：“我们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然而，作为历史过来人，这些老前辈们留给当代青年以及后代的俨然是这么一个国家：资源过度开发、环境严重污染、权力全面腐败、思想极度贫困、贫富空前分化。

历史每进一步都离不开担当者的努力与牺牲。专制主义在中国社会的长盛不衰，一个重要根源在于社会正义遭到权力阉割，致使中国文化缺乏直面挑战的生命张力。正义感是人类崇高精神的原动力，是人性不至于沉沦的道德力量，遗憾的是，当代中国人仍旧身陷正义贫血的精神困境。出生在新中国、成长于“毛时代”的一代人，如今正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然而他们深受政治强人的教化影响，即便在“文革”中因为充当“红小兵”而犯下滔天大罪也坚持“青春无悔”，常常为了一己之私而不择手段，甚至不计代价后果；他们经历过贫困折磨、饥饿痛苦、政治谎言的种种伤害，使得他们普遍缺乏安全感，在教育子女、管理国家、发展经济上都显得急躁而专横，这种遗留的历史创伤阴影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集体爆发：家庭的溺爱与社会的冷漠，导致年轻一代缺乏自我独立能力和没有责任担当意识。新生代艺术沉迷于形式语言、自我体验、私密情趣，把“独生”、“卡通”、“果冻”等“80后”的身份符号作为自我的艺术标签，在理论上热衷于“自足体验”、“去政治化”、“艺术本体”，不屑于观照社会现实和政治时事。殊不知，“80后”的身体和年龄虽已迈入中年之门，但人格依然无法完全独立，在经济上、精神上仍是啃老一族。

艺术不等于政治，但政治是社会存在的日常细节，也是文化必须服务的主体对象，没有人能够忽视公共秩序与个人权利。审美无害性是艺术的伦理底线，但美化权力和规避权力则是艺术冷血。当代中国艺术家们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的精神夹缝之中，往往被残酷的政治现实压垮了创造激情和文化勇气。然而，中青年作为时代精神的前沿先锋，必须具有历史担当意识，用他们的创造活力推进社会观念和文化思想的解放进步。西方当代文明兴起于现代性的观念革命，思想家和文艺家从中起到特别巨大的作用，确立了一种平等与民主、科学与理性的现代文明精神。在中国，艺术从没有达到在西方的崇高地位，中国艺术始终附庸于权力金钱，其功能不外乎自娱自乐与歌功颂德。

犬儒主义艺术的危害性在于它纵容了极权宰制的肆无忌惮。中国历朝统治者，只要平常不忘“杀鸡儆猴”，关键时“打出头鸟”，便足可保证天下太平了，这两招都不灵之日，也就是他们大势已去之时。历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逃不出“三纲五常”和“避世养生”的藩篱，他们崇信“三纲五常”是为了维系家天下以及后嗣香火的延续，“避世养生”的消极处世哲学，其社会行为后果则让他们“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正是这两种极端的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决定了中国社会难以建立现代理性的公正秩序。然而，当代中国艺术仍在倡导远离现世、规避权力、趋炎附势的审美传统，这种黎明前的一片黑暗让人深感刺骨的寒冷。马丁神父曾告诫世人说：“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编辑：杨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