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启功为第一届教师节所作的朱竹长轴图

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启功书法

我的恩师启功先生生于1912年7月26日，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这个特殊的年份，勾起我对先生的深深思念和回忆。

我199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师从启功先生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并向他学习书法艺术。毕业后在京工作，有机会经常回到恩师身边向他请教，因此，对先生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尤其是他最后十三年间的情况有一些了解。这里就我所知所感，约略做些介绍。

文史之学

先生晚年有很多社会兼职，正式职业则是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先生教授古典文学，他的学问却并不限于文学这个领域，他的学问是融会贯通的，讲课也好，谈学问也好，你随机提出任何问题，或者他看到你有什么疑问，都可给你指出或作具体解答。先生去世时，国家给他的评价是“文史专家”。

我当时作博士论文时，用文献学的方法，对《三国演义》做考证研究。这期间，我写了一些考证该书的文章，其中一篇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我把发表拙文的刊物呈给先生，没想到第二周再去时，先生把这本《学报》拿出来，对我说：“文章我看完了，写得非常好。但有个问题需要探讨，文中提到一个叫‘伍伯’的人。这个‘伍伯’不是人名，而是官职！”《三国演义》里“关云长水淹七军”一段，写庞德出征时，手下有一员骁将名叫“伍伯”。先生说：“这个事儿明朝人已经搞错了。汉朝就有这个官职。‘伍伯’就是军队里的伍长，也就是现在的班长；衙门里打板子的差役也叫‘伍伯’；大官出行时，前面鸣锣开道的也叫这个。你回去查查资料。”我一查，果然如此。他还说：“这个事儿不是你的错。但它是小说演绎，错了无关紧要。我们是做学问的，要严谨，你在论述到这个地方时，下面加一条注释，说明一下才好。”后来出版拙著《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时，我按照先生的教诲，在相关的地方加了条注解。

1995年前后，我考虑将已发表二十多篇论文结集出版，想请先生给我题个书名，并想将书名定为《吹剑录》，是借《庄子》里的故事。一次和先生闲谈时，我表达了这个愿望。我当时颇为得意，以为起这个书名挺有学问。先生说：“这个书名不错，不过，南宋时有个俞文豹，他有本书叫《吹剑录》，重复用人家的书名总是不太好吧。” 这件事让我至今难忘。像俞文豹这样生平事迹多无从考的文人，先生也知道得这么清楚！

我的《唐诗三百首》书法集，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写所用底本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横塘退士”选本，这是一个通行且比较权威的版本。清样出来后，我觉得应该请启功先生过目。这一年，先生已经89岁高龄，他看到书稿很兴奋，仔细翻看，并感叹：“你花这么大力气来写，字写到这个程度很不容易。艺术能够打动人，也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它能给人的心灵一种安慰。”讲着讲着，他突然说：《唐诗三百首》里有两首诗有问题，你注意到了没有？我说：“没发现。”他说：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首诗的第一句是错的。如果是“黄河远上白云间”，有河就有水，有水就有草木，人们就不必“怨杨柳”了，“春风”也就“度”过“玉门关”了。所以，这首诗第一句应该是“黄沙直上白云间”。汉朝时西北地区就有龙卷风和沙尘暴，唐朝也有，所以不应当是“黄河远上”。他还说：你回去查查书，看看有没有这个事儿。我回来翻检《全唐诗》，果然有一条注释，说“一本作‘黄沙直上白云间’”，“第二句作第一句”，即“一片孤城万仞山，黄沙直上白云间”。我又查阅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所收此诗也与先生所讲完全一致。另一首是沈佺期的诗《独不见》，先生说：此诗最后两句“谁知含愁独不见，使妾明月照流黄”与格律不合，这两句应当是“谁为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说话间，先生找了一片纸，用铅笔把这两句写在上面。我查书，又证明先生所讲是对的。但这些问题，我以前所见各种版本中均未见有注释说明或修正。

我从中学到大学，拜了很多老师，最后到先生门下，才体会到什么叫“大师”！先生不是把书本知识装在脑袋里就完了，而是如《红楼梦》上讲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先生做学问，最大的特点是一辈子读书不止、学习不止，直到他生命终结。2004年冬天，也就是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前的日子，我还见他手捧着苏东坡的诗集。他永远都在思考和寻找，思考学术问题，寻找他没有读过的书或者读过又想重温的书。先生离不开书，但从不胡乱读书。先生晚年作过一副对联：“饮余有兴徐添酒，读日无多慎买书”，这实际上正是他晚年生活的写照。

在书法艺术研究方面也是这样。他连续当过两届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但他八十多岁以后还在用写过的废纸片亲手界画方格儿临帖习字，说来别人或者不信，但这都是我亲眼所见。

先生做学问严谨，严谨到他从来不让人帮他整理或誊抄文章，永远都是自己做。诸如此类的小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书画鉴定

先生鉴定文物主要在古籍文献和书画、篆刻等方面。人们知道，他连中学都未毕业。实际上，一个人好学不在于是否上过正规大学或从哪里起步。古人说：“转益多师是吾师”，启功先生就是这样。他年轻时曾师从贾羲民、吴镜汀学绘画，也经常到故宫博物院看各种展览，逢专家评点古代名家绘画、书法作品，他在旁边听，听过就能记住，他的记忆力惊人。他27岁时受聘为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方面的专门委员会委员。解放后正式进入国家文物局的文物鉴定委员会，当时有7个委员，其中他和谢稚柳、徐邦达、杨仁恺等几位专门搞书画鉴定。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文物局曾安排他们几位成立专家组，把全国各省、地区乃至藏品较多的县级博物馆所藏的书画文物全部考察了一遍。这使先生在书画鉴定方面见识更为广博。他还去过日本、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国际知名的大博物馆，调查中国流失海外的书画文物，并且带回不少文物资料。唐代小楷《灵飞经》的墨迹原件在美国，他在美国看到，请人拍了照片，回来后专门拿给我看，说：“你拿回去复印一份，这个东西太珍贵了。看了这个东西就可以知道，《灵飞经》刻帖和墨迹原件之间距离有多远，发生了多少变化。”

有人说，文物鉴定专家可分为学问鉴定、艺术鉴定和技术鉴定等几种类型，这是外行话。我理解，文物鉴定不是一个纯粹鉴定真假的问题，而是一个学问境界和艺术修养问题。有了较高的综合性的学问境界和文化修养之后，才能知道一件东西的价值有多大，艺术品位有多高。仅辨别真假，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例如书法，作为一门艺术，要搞懂它，就需要把中国古代的文字演变过程搞清楚，也需把历代的书法家和书法作品的源流搞清楚。所以，先生说：字是怎么写好的？这里面有很多“事儿”，这些“事儿”搞清楚了你才能写好，搞不清楚就写不好。搞清楚的过程中，学问见识也就出来了。

鉴定书画，必须对古代书画非常熟悉。先生曾经对我说：熟悉古代书画，就像熟悉老朋友一样，提到某人的名字，马上就能想起这人是谁；听人说话的声音，甚至听到走过来的脚步声，就知道他是谁。到这个程度，你才能说了解这个人。先生搞书画鉴定，正是对书画熟悉到了这个程度。

鉴定的关键在眼力。比如书法，先生可称为“火眼金睛”。一次，从台湾来了几位客人，拿了一幅溥心畬的小楷手卷，写得很精到，我当时感觉，这件作品很像王献之的小楷《洛神赋》十三行。先生初一看，说“好”。然后，俯下身来仔细再看，发话了：“这个东西是复制品！”众人愕然。先生说：“民国时期生产不了这么长的纸！当初，这个手卷是用两张纸接起来的，两张纸中间应有‘接缝儿’，现在‘接缝儿’没有了，变成了一张纸，所以，是复制品。” 几位再俯身细看，才发现手卷中间有大约三分之一发丝那么细微的一条灰线是复印留下的“接缝儿”痕迹。

另一次，有人从东北鞍山用特快专递寄来孙中山写的四条屏的照片。先生说：那东西一定是假的，不用看。民国时，孙大总统为了募捐，给人写三两个字是有可能的，说他曾经写过四条屏，根本没有的事儿。还有人拿慈禧太后写的几张字来给先生看。先生说，这东西不用看，慈禧太后所有的字都是大臣代笔，这是公开的秘密。博学慎思而后能笃行明辨，这就是启功先生的境界。

文物造假自古有之，文物鉴定也随之成为热门学问。由于启功先生在书画鉴定界的崇高威望和可敬人品，也成了一些奸商利用的条件——假造他的书画题跋，蒙骗他人。先生对此非常生气，他曾对我说：“这些人为了钱，丧尽天良。”无奈之下，他只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声明》：只为国家鉴定书画，一律不为私人收藏书画作品作鉴定和写题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