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艺术界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介入社会的，关心政治、揭示社会问题的艺术是具有批判性的、人文关怀的、代表时代走向的艺术。由于这股强有力的话语，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前卫性①的集体姿态。形成这个姿态的代表性事件可以说是2005年召开的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参加这次论坛的共有29位批评家，共有26篇论文围绕该主题进行讨论。其中，持此观点的代表人物有鲁虹、孙振华、李公明等。鲁虹和孙振华在论坛前言“学术主持的话”中写到“从艺术的功能上看，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强调艺术对社会的介入和干预作用，当代艺术应该具有现实关怀，勇于直面社会现实，紧扣社会问题……他们（艺术家和批评家〈笔者注〉）应该担当社会的道义和良心，和社会最广大的公众站在一起，捍卫社会的正义和公平，成为公众利益的代言人。”可知，他们提倡的“社会学”更倾向于“社会意义”、“批判精神”、“人文关怀”，不是学科意义上的“社会学”。所以，这个“转向”的提出带有一定的感性色彩，而不具备社会学本身的科学性和理性精神。

由于泛泛地强调社会问题和公众的关系，以及受“正义”和“公平”的道德标准的牵制，也由于这种标准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很容易使艺术成为一种在形式上实现目的的方式，或成为实现特定意识形态话语的工具。此时，无论他们怎么强调“重建艺术社会学将有利于针对中国艺术长期以来所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脱离社会，脱离公众问题，破产艺术精英主义倾向，尊重全民的艺术权利，推动艺术的民主化进程。”②都显示出一种充满感染力的说教性质。这些话语看似非常正确，意义指向却非常暧昧，甚至等同于官方话语的另一种表述。其实，我们不必强调艺术要为公众服务，因为更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接受公众对艺术的服务，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这才导致了艺术的精英主义地位，然而，今天提倡的介入社会的艺术仍然是精英的，高高在上的，因为他们否定了艺术是社会化的产物的客观存在，是人类知识共同体的一部分，其背后却是强行、武断地将艺术和社会割裂开来。所以，我认为宣扬“艺术的社会学转向”的理论观点带有一定的危险性。

那么，人为将艺术和社会割裂开来的行为，要么是在直接为权力话语服务，要么就是一种感性的漫无目的的情绪表达——间接地迂回在意识形态话语下的自娱自乐，却不知其处境。关于艺术中的社会问题，或社会问题中的艺术，我们应该从广义的人类知识共同体的角度来理解。如果我们在一个狭义的或者说被规定的范围内来看问题，其结果必然是符合某个或几个权力集团的预设的。即使那些关起门来搞艺术的人，其创作也仍然是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行为，哪怕我们认为这些人不关注现实，有逃避的嫌疑，但不可否认他们的行为仍然是在试图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游戏规则）。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一切艺术形态都有被承认和打倒的时候，其承认和打倒的原动力都是权力阶层的趣味指向。其实“艺术”的概念本身就是被牢牢地限定在人类的社会化过程中的。可以说，一旦被宣称为“作品”的艺术都是介入社会的，而刻意强调的“介入社会”只能被理解为在实现一种权力目的，从而制造一种潮流方向上的“正确性”，或为历史书写时积淀合法性。这其实是和“人文关怀”相背离的，而且还有悖于艺术的自由理想的实现，并最终将艺术拉向另一个圈套——有朝一日它将成为新意识形态的附庸。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的艺术也是缺乏“批判精神”的，因为它根本找不到主体的支撑点，只是随大流而表达不同的意见或趣味。所以，这样的艺术所提示的“社会意义”是权力空间中运作的假象，其合理性、批判性、前卫性、当代性是值得怀疑的。特别在今天这个资本主义时代，作品就是商品，谁能保证那些被称为前卫的艺术不只是姿态上的前卫呢？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历来对艺术的创作和评判结果基本都是在道德范围内的。道德判断总是会划分高低贵贱、进步与落后，于是就有了高雅的艺术、世俗的艺术、纯粹的艺术、社会的艺术、观念的艺术、批判的艺术等划分。但道德判断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政治形势的走向等而不断固定或变化的，过去不高雅的艺术今天可能恰恰是挂在大厅里的首选，曾经认为很高远的艺术或许今天只能尘封于博物馆了。这一切都是建构起来的，它只要代表着某个权力阶层的趣味和爱好就具有合法性。

谁好谁坏，只是某个时期内某些人通过斗争与妥协达成的共识。谁有意义，只是相对于某些人群来说的，艺术的意义与价值同样如此。古希腊时期的艺术，是科学的艺术，因而可以把人体一丝不挂地再现得淋漓尽致；中世纪，艺术代表教会的旨意，因此必须是有教育性的。但从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人类逐渐走进了近现代历史，工业文明和哲学的发展突飞猛进，社会分工多元化，各种价值观并存，于是艺术从不是科学就是宗教的单一意识形态的笼罩中分离出来，并融入了多种社会意识，使艺术的定义也多元起来，这就是我们见到的19世纪以来，西方艺术从贵族圈养中脱离出来走向个人化、碎片化、原始主义及神秘主义的原因。即使安迪·沃霍尔以后，艺术穿破了精英与大众、高雅与低俗的隔阂，艺术被宣称进入了大众化、公共化，以至于后来的杰夫·昆斯、村上隆等直接宣称“艺术就是金钱”，艺术成了生存的游戏规则。但是，这个结果不能被称为介入社会的艺术现象，反而是艺术对“介入社会”理论的出走，即艺术开始真正走向自由，走向不被某一种具体知识所牵引。所以“社会学转向”中指向的公共性是人为策划出的“景观”，是媒体世界中实现权力生效的新闻素材。

我们从各流派的的艺术演进中可以发现，艺术史是在不断抛弃又不断重拾的反复中推进的。古希腊的雕塑家有认识科学和神的虔诚，今天的观念艺术家有知识生产的理想，威尼斯画派有开创华丽色彩风格的成就，当代多媒体艺术家有制造浪漫主义幻象的热情，士大夫文人有“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趣味，当代油画家有搭台布景制造剧场的诗意，新古典主义艺术家有关心政治的热情，当代社会学转向的艺术家也有表达对既成体制不满的调侃或愤怒。我们看似强烈地充满抛弃传统的抱负，但我们又无时无刻不忘记强调自己独特的社会身份（包括民族身份、国家身份等）。我们只能是不断地给“传统”化上新妆，并找到不同的审美标准。大多数情况下，艺术的变化也就仅仅是限于材料、媒介、方法、语言等形式规律上的变化，艺术的功能没有变化——即维护或符合某种社会道德或流行趋势的规范。这是在一个权力系统中运行的学科，属于（广义的）审美范畴。即使是很多人宣扬的“社会学转向的艺术”也通常只是文学性的描述，即以图像的方式代替文字描述的结果，而且还常常不具备文学描述的变化性，致使不少作品成为调侃的、刺激的、好看的、流行的思想肤浅的视觉描述。所以这类作品不得不只是审美对象——一种社会化的图像再现，哪怕它运用了多么观念的方法或多么先进的技术仍然是传统的。所以，在生存游戏中的艺术总是被限定在玩味、格调、记录、描述、法规的范围内的。

如果说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自由、民主、人权、进步等观念的确立，那么当我们看见社会权力和财富仍然掌握在少部分人手里，属于大多数的我们即使拥有了获得信息的新平台和技术，但我们仍然处于被遮蔽的现实中。那么，只起到玩味、格调、记录及描述功能的当代艺术又有何“当代”呢？我们一直把当代艺术视为代表前卫的艺术，其实呢，只是一种权力话语导向的策略罢了。它真能推动社会进步吗？（姑且不否定“进步”的合理性）至少对于目前的现状我是表示怀疑的。别忘了，当代艺术在今天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商品社会中的一种职业。职业的第一任务是谋生，也就是在现有体制下通过规范化的活动获取社会身份和利益。“当代艺术”概念作为工业文明时代的产物，是社会分工的其中一项，而且内部还有更多更具体的分划。艺术家本来就是一些自大狂，而且还被分化出各自占有的地盘，在现有展览体制下，以艺术家们（作为一个商业社会中的角色）那伪善的、自私的、好斗的本性几乎不可能穿透专制、强权对人的操控，甚至很多艺术家的艺术观、价值观就是要实现操控他者。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批判精神”可谈！我看那些越是宣扬“介入社会”的艺术越是在为这种封闭的展览空间疯狂地定制“前卫”的假象。

无论是以悟道、再现、观念、赚钱等为目的的艺术，基本上都属于审美范畴，即使其中夹杂一点批判的姿态，也通常是象征性的，是过度阐释的结果，而直接目的是抒情，或表达趣味，或玩弄游戏，或追随流行，或制造事件（新闻）等，根本原因是为了适应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规范，从而获得社会生存的确证。“历史”总是用推翻的行为或叛逆的话语建构起来的，否则就不可能有新的利益集团上台。不过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几乎都大同小异，发展的动机只是诱使权力结构变化的理由。在政治上，这种理由通常显现为暴力行为，在文化上通常显现为批判和人文关怀的姿态。那么，在艺术中的批判姿态不等于真实批判心理的物质痕迹，然而人的真实心理（即最接近存在本质的心理）也未必能轻易被人觉察到（因为人类现有大部分的心理活动都被限制在规范的世界中），那么艺术中的批判姿态就成了推动历史（诱使权力结构变化）的理由。而人文关怀也并不等于“无私的爱”，而通常是一种交换的利益进取。无奈的是，我们却一直戴着虚伪与善变的面具在炫耀获取权力的能力——被无限夸大的批判性成了评论家们的拿手把戏。虽然说现代社会里，我们应该尊重和提倡每个人的言论自由和批判态度，但它不应该变为偷换权力的暗中操作。我想，批判的目的不应该是以一种权力代替另一种权力，而是以一种意识（或觉悟）去逐步消解固定在人内心世界里的统治人、管理人、驯服人的权力意志。虽然目前对艺术的批判性有很多种解释，几乎所有成名的评论家都喜爱用这个词语，但在具体指向时总是暧昧的。如果过于暧昧或指向不明确，对一件作品，既可以解释为美协趣味的抒情，也可以解释为社会学的批判，这种“两面派”不就是自欺欺人吗？至于什么是“批判性”，如果评论界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却又经常漫无边际地使用，那么“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中的干预社会问题的作用就无从可谈。

我认为，批判性的艺术应该是一种具有否定既成社会规则特征的艺术，即拒绝“两面派”作风，立场明确的，直指问题的，尽量减少感性（冲动）的，显示出高度理性的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艺术。虽然我目前也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学术定义，但我实在是看不习惯那些不明白还装明白、故意混淆是非、喜欢暧昧地解释的人。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如果从文革后算起，历经伤痕美术、乡土风等流派并迅速踏上现代主义道路，再延续至1990年代的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新生代及艳俗、卡通等，其创作形态主要是社会思潮在艺术界的影响或反映，是特定社会环境下的艺术现象。不论伤痕美术对文革武斗场景的视觉记录，’85时期的现代主义风格对西方哲学的涉猎，还是政治波普对消费社会的符号重组，以及玩世现实主义对个体角色的描写、新生代对社会现象的记录等，都可以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表达内容和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或许就是艺术史书写的原动力。可是人类社会的“变化”从来就是被权力意志引导的，而且这种变化又是在一个“圆形”的循环反复的时间系统中的无休止地寻找变化和差异的刻意建构规范的行为中。“变化”就是历史、资本、权力。到今天为止，随着人类社会理性意识的发展，个体觉醒了，社会开放了，艺术的流行趋势也就顺势指向了个人性的语言，社会学的内容。重视修辞、生产知识、关注此时此地的现实，这些方向的艺术家和评论家互相鄙视、各不相让，都认为自己关注的才是当代艺术，才能建立一个高级秩序，或为人类启发智慧，或为人类的生存找到意义。并且都一直在标榜各自关注的艺术的独立性、批判性。

其实，语言只是一种游戏规则，在游戏中可以使任何身份合法化，也就是说语言创新不等于思想深刻，这归根结底是一种（广义的）审美性的艺术；迷恋知识生产的艺术家，太拔高自己了，简直是在怀疑人类还不够聪明，殊不知人类正是因为太过聪明所以才要去避；现实是什么？是经济、政治？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我们看到的经济、政治永远是别人安排给我们看的。毕竟从新闻中是永远得不到真实答案的。然而，关注经济、政治的艺术家却最强烈地标榜自己是最具有批判性的。可是什么是“现实”，总不能只相信马克思一个人的解释。以上几类艺术家或评论家都认为自己是最当代的、最前卫的，代表着未来的方向，但怎么听来都像是政府的话语，政府从来都说“今天的生活比过去好，明天一定更美好”。所以这些都是制造的审美幻象，当然这个“审美”应该超越过去那种狭隘的定义，而是广义的，即包括指向一种形式、语言或社会问题的被称为前卫性、进步性的艺术。当然，“介入社会的艺术”也往往逃不脱审美的圈子。

举几个例子，大腕方力钧的作品，早期的“光头”虽然有些很深刻，有真实的体验，但从那时到今天是越画越浅显，他那飞上蓝天白云的“光头”，是在用绘画图解社会结构，没有观点，没有个体体验，只是新闻信息的呈现。“想野狗一样的生存”虽然顽强，却一切精力都太依赖于某些既成的社会规范，这或许反映了人类生存的最大现实，但仅这种文学描述在艺术中是不足的。“新生代”的代表刘小东画过三峡移民、汶川地震以及家乡的“金城小子”，他的题材很现实，笔触很潇洒，从笔触中就可以看到他对绘画性的炫耀，这种流畅、急速、轻快的笔触本身就是一种快感的痕迹，再从他“金城小子”展览中那刻意煽情的日记就知道，有些社会学转向的艺术家更重视抒情。再说那著名的艾未未，虽然不少作品很震撼也很深刻，但也有很多作品很小资，例如他2009年的作品《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了七年》，艾未未用成百上千个小学生书包组成一句话，即地震中一个遇难女孩的妈妈的话：“她在这个世界上开心地生活了七年”，被展示在慕尼黑美术馆的外墙上。像巨型广告一样，五彩缤纷。其直白的广告语言加上背后那文学性的描述，使得故事极具诗意和煽情，其视觉效果也渲染了生命存在的荒诞与迷离的氛围。当年这件作品被青年评论家们以批判性的理由评为“金棕榈奖”，虽然我当时也投了其中一票，但现在看来，这样的作品更像以视觉的方式讲述煽情的故事。

对于当代艺术界的观察，虽然曾经也有一部分作品让我心动不已，但大部分作品的性质主要限定在玩味、格调、记录、描述、法规的界限内，不是再现（包括对物象的再现和内部结构的再现）就是抒情（既有文人书画式的抒情，又有观念艺术中通过隐喻、象征等方式制造的联想性的抒情），而且评论家们总是乐此不疲地在其中解读出各种各样的“批判性”、“人文关怀”，怪了，甚至只要包含日常符号的作品都可以定义为批判性的作品。批判是需要表态的，而且是明确的，不能暧昧，还应该有深刻的精神体验。但事实上，坚定的态度和内在的精神往往被我们抛弃，因为当代艺术是一种职业，是商业社会里分工后的产物。整个社会都不讲诚信，它又怎么能保证真实呢？特别是在资本和政治高度合谋的今天，某些被集体宣扬“转向”的行为，更值得怀疑。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化的世界中，我们没有权力定义别人活得不现实，更没有权力教导别人什么是“现实”。只有在强权控制的媒体时代才会费力教导民众什么是“现实”。其实每个人都有不现实地生活的权力，都有不关注共识中那个“社会”的权力。当代艺术（如果它还存在的话）必须去怀疑这个共识的“社会”，包括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族、什么是生、什么是死。要敢于抛弃现有这个知识系统，不要试图去生产知识、去迷恋美好，才有可能接触到真实的“社会”。所以，艺术不是要“转向”，而是要实现“无向”——一种没有界限束缚的代表精神和身体自由的，由人类一切经验和知识组成的共同世界，而不是趣味的、审美的，倡导为群众的、公共的、服务的权力话语。

注释：

前卫性：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解释。笔者认同的前卫性主要指反思艺术边界的具有批判精神的艺术创作态度和文化思考。本来可以更时髦地用“当代性”来表述，但笔者在最近的研究中，开始怀疑“当代性”的存在理由。见李公明在参加“第一届深圳美术馆论坛”的发言论文《论当代艺术在公共领域中的社会学转向》。
 

 注：本文为海安523"当代艺术思想论坛"的文章

【编辑：刘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