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可以做任何东西”

高古轩画廊中所有雕塑都是铸铜的，摩尔醉心于铜，“铜可以做任何东西”，他曾经这么说过，“通过专业的浇铸，它可以复制出任何形式、任何表面的纹理。”

在1950年代以前，雕刻是他最钟爱的技艺，摩尔始终认为自己是“打石头的一把好手”。但在二次大战之后，当人们对他的雕塑的渴求愈演愈烈，他逐渐转向了浇铸这样的方式。他发现雕刻石膏相比直接雕刻木头或石头，要节省四分之三的时间。

他喜欢使用石膏的另一个原因是其可塑性远远超过黏土，后者干得太快，很难再加以琢磨，但是石膏则非常方便。摩尔经常喜欢将石膏弄湿，在表面创造丰富的肌理。他有时候也会饶有兴致地将白色的石膏涂抹上金属的色泽，直观地了解作品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这类例子在今夏佩里·格林美术馆的“亨利·摩尔：石膏”的展览中有所呈现，这是首个探讨他使用石膏技艺的展览。

一旦遇到非常大的雕塑，摩尔的助手会将石膏分成几个部分，然后由艺术家本人进行切割和雕刻，利用刨丝器等厨房用具，达到他所期望中的效果。1960年代，摩尔尝试使用聚苯乙烯，这种材料比石膏更轻，非常适用于大型雕塑，他可以先用这种材料进行雕刻，最后在上面包裹上一层石膏。

摩尔对于自己的雕塑总是亲力亲为，也会监督制模、失腊、锈蚀等每个阶段的进程。他和“拥有几代人经验的铸造厂”保持长期合作关系，比如巴黎的Susse铸造厂、英国的Morris Singer铸造厂、柏林的Hermann Noack铸造厂等，他和Noack铸造厂的合作关系维持了30年，他们一起合作创造出数以千计的铜质雕塑。而铸造厂完工的铜塑常常又会搬回摩尔家中，艺术家将对其进行再加工。

所有的雕塑的作色都有摩尔亲自实施，相比之下，许多19世纪的法国雕塑家都会雇佣专门的抛光师。“作色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摩尔说，“因此我必须亲自动手。当然，自然将通过时间在这个雕塑上完成最后的作色，我只是做了起始的部分。参与这一命运必然的过程是非常必要的。”他对于雕塑在室外不同气候条件中经历的变化非常敏感，无论在吹拂着海风的沼地，还是在工业大城市，他会根据不同的环境混合不同的化学成分，减轻或者模仿这些预期变化的影响，比如在铜质表面补上一层灰绿。

在高古轩画廊展示的摩尔的铜雕有条纹状绿色的《两件巨大形式》（Large Two Forms），也有黑、褐，加上少许金红色的。“有时候你的创作没法重复第二遍，”摩尔有次在采访中提到，“铜的混合各不相同，温度各不相同，加热之前使用的酸的量各不相同。给铜进行作色的过程非常棘手、无法预料，却又是激动人心的一件事情。”

作色完成之后，摩尔常常在雕塑表面进行再次加工，通过打磨让铜的光泽再次呈现。1968年，他说，“如果你希望达到铜真正地金属质感，有必要在雕塑完成后重新对表面进行加工。”他以这种方式创造出丰富的表面肌理，光滑的质感、交错的划痕，一切都清晰可辨，再难复制。

雕塑的各自生命

高古轩画廊的展览名为“晚期巨大形式”，在谈及雕塑时，特别是提及他自己的作品，摩尔特别喜欢用“形式的主意”、“形式的经验”、“形式的发明”等词汇。他相信，形状在具象的价值之余，还拥有内在的情感意义。1930年，他写道：“雕塑最让我触动的一点是其纯粹及自足，其各个组成部分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是静态的、强大的、充满活力的，就像巨山所蕴含的力量。它独立于其代表的对象，它拥有自己的生命。”

《拱门》（The Arch）这件作品或许可以很好诠释摩尔的这番话，这是艺术家在这番宣言发表30年之后的作品。6米高的《拱门》是他所创作过的最举行的雕塑之一。尽管只是从一个几英尺高的模型放大而成，并且它本身也是受一根骨头的启发发展而成，但它已经出色地超越了其本尊。这件作品被视为摩尔最具有代表性的公共雕塑之一，让人们想起巨石阵、凯旋门等古代的人类伟大创造。

“我一直尽力使我的雕塑具有生命。”亨利·摩尔如是说，“向大自然求教，就会排斥对称性。”除了大自然，谈及他的师承时，摩尔还喜欢提及布朗库西，上世纪初，艺术兴起革命浪潮。艺术家向原始艺术取经，包括毕加索、布朗库西、莫迪利亚尼、德朗等人都从非洲雕刻中取经。“布朗库西使大家开始注意外形的真理，我的早期雕刻创作有点受他的影响。”摩尔说，但他逐渐发展出自己的风格，比如反其道而行之地在雕塑中穿出一个洞，“把雕刻穿孔可使光线通过。”

《拱门》有3种不同的形态，铸铜的那件雕塑（1963-69）永久地伫立在佩里·格林的草地上，另一件玻璃钢的雕塑则处于巡回展览中——摩尔常常用玻璃钢制作一些巨型雕塑，以便于移动。第三个版本是罗马孔石的，由意大利石匠雕刻而成，这件作品在摩尔80大寿时举办“亨利·摩尔在蛇形画廊”的展览之后安置在蛇形画廊所在的肯辛顿花园。

而在蛇形画廊的北部，海德公园正在举办另一场亨利·摩尔的展览。20年前，这件《拱门》在结构上变得不稳定，原因是这件孔石的雕塑是多块部分组合而成的，并且其结构是根据当初玻璃钢的雕塑所制作的。1996年，雕塑的拥有者皇家公园决定将之拆解，然后进行科学研究和恢复。借助一种三维扫描仪，孔石的结构弱点被确认。植入石块的钉子被置换成不锈钢线材，织成一个内部结构，防止石头间的运动和内部的腐蚀。最终，石头被清理干净，并被摆回了蛇形画廊前的空地。在它后面，扎哈·哈迪德为画廊设计的新建筑已经接近完工，即将在今年秋天向公众开放。 看护好亨利·摩尔在公共空间的雕塑是亨利·摩尔基金会的一项重要职责，它会尽其所能为护理工作提供支持。但最终的责任者是每件作品的所有者。幸运的是，英国的“议会艺术收藏”在今年早些时候对摩尔的《刀锋两件组雕》（Knife Edge Two Piece，1962-65）进行了修复。这可以说是摩尔在伦敦最重要的雕塑作品之一，这件雕塑伫立在威斯敏斯特宫对面的格林学院，当电视台对政客进行访问时，经常被用作背景。这件作品也正好位于罗丹的《加莱义民》（The Burghers of Calais，1908）马路对面，摩尔在世时赞美后者为伦敦街头最伟大的雕塑。今年年初，《刀锋两件组雕》在伦敦街头伫立45年之后状况已经非常糟糕，颜色脱落、被人涂鸦，还有腐蚀的痕迹。人们对其进行了清洁、重新包浆和重新抛光等作业。

作为“摩尔之夏”的另一重要事件，《刀锋两件组雕》恢复到其最优异的状态，也是艺术家心目中原本的样子，在这个奥林匹克之夏，迎接来自世人欣赏的目光。

【编辑：杨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