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项要求，文学评论的教材和教学，还要注意到本土性，就是，不要只讲外国的，西洋的。把欧美的文学理论批评照搬过来，套用在中国文学作品上，往往十分牵强。我也很喜欢读海德格尔的诗学著述，但是，他主要是从20世纪前期德国的实际、欧洲的实际提出论题，中国还有自己特有的问题。各个国家社会各有特点，各国文学更是各有特点。文学和文学批评，不可能不讲民族性。

记 者：从提出“圆形批评”理论到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解码方式”，文学理论的本土化一直是您关心的问题，也有长期的研究实践积累。请您具体谈谈怎样理解“本土化”的含义。

王先霈：文学理论本土化的问题，只能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而且往往是在本土的文学理论、本土的文化受到外来挤压，甚至是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被提出来，本土化的呼声才会很强烈。如果是处在封闭的环境，不跟外来文化接触，或者本土文化本身很强势，是一种输出型的、向外扩张型的文化，那就不太会有本土化的问题凸现。所以，在中国，文学理论的本土化问题，是在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中国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被西方列强欺凌的情势下，特别是在“五四”以后才出现的。后来，本土化和“大国崛起”的意愿有深层的关系。

也要看到，在鸦片战争之前的很长时间，中国社会、中国的文化，发展很缓慢，处于停滞的状态，而这正是西方现代化快速进行的时期。国门打开之后，朝外面一看，近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理论确实需要向外来文化借鉴、学习。所以，我觉得，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只是文化现代化大问题的一个方面，不应该成为一个孤立的口号，不要成为一个孤立的目标。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和现代化、科学化应该是同时并进，也就是说，建立一种系统的、科学的，能够促进文学发展，能够使文学更好地适应时代要求的文学理论，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

“五四”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这么几种选择。一种是采取从西方引进、移植的方式，有的做得比较简单，就是把它们“搬运”过来。另外一种就是承续传统，把过去两三千年的文学理论加以整理。第三种就是从哲学、从其他社会科学里面推演出来。这三种选择，现在看来都不是很完满的。在当前和平发展的年代，我们怎样以一种更开放的心态，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来建设能够符合全人类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也能够适应本土的需要，适应我们选择的中国化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的文学理论，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记 者：您认为文学理论的本土化是一个动态建构的过程，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应当注意些什么问题?

王先霈：文学理论的本土化不是说有这么个意图，非要去建设中国特别的、和别人不同的一套理论，而是在思考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之中，自然逐步实行和实现的。比较年轻一辈的学者对大众文化理论的接受、理解的过程，就有前后的发展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大众文学的理论进到中国来，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而恰好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通俗文学、大众文化迅猛发展。对于通俗文学的潮流，当时学术界思想上没有准备，没有一个现成的、完整的理论观念来应对。后来接触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不少人用它分析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最近几年明显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觉得，只是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来解释中国的20世纪后期、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大众文化现象，实在是很难解释得完满的。因为那些学者当时从纳粹的统治下逃出来，然后面对美国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建立他们的理论。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则是在很不同的情况下出现的。很自然地，若干中年学者，慢慢地调整方向，对伯明翰学派的理论感兴趣。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其实也不完满。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是在中国社会变革深入这样大的环境下出现的，所以我看到很多中年学者做了很大的调整，而且还在继续调整之中，有不少新颖的见解逐渐发表。
 

因此，动态建构过程，我想它是在本土的社会、本土的文学发展过程中间自己做出调整、逐步深入的，这个调整是非常可贵的。不是就理论谈理论，不是坐在房子里面来构想一个什么本土化的理论，而是不断地观察社会以及文学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理论建构自然也不断地变化。要主动地去认识到本土化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它是在社会的大的变动和整体发展中间去完成的一个过程，这样就不至于去闭门造车，专门在中西术语的异同上面做文章。

记 者：您以中国学者对大众文化的接受理解为例，谈到本土化的动态构建过程以及它的重要性。这已经说明了文学理论的本土化，确实很需要直面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际。这也是您最近特别强调的，本土化除了关注本土语言的特质之外，还应该要直面当下的社会生活。但这里有没有这样一个矛盾——我们之所以提出本土化，或者有“西化”这样的担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自己多年以来的文学理论对于文学本身的规律或特性注意不够，比较多的其实还是在强调服务或适应社会发展这个功能。那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问题，您特别强调本土化要直面当下社会生活，这会不会与前面所说的关注文学自身的特性和规律有矛盾?

王先霈：现在讲关注本土社会实际，和过去片面要求理论批评为政治服务是完全不同的。从一种政治需要出发，为政治的目的服务，这是一种思路;作为一个研究者，注意到社会的深层需求，认为社会的变动是决定文化变动的一个根本原因，这是另一种很不相同的思路。因为，从政治目的出发，指向性非常明确，不利于这个目的的它就要排斥;对这个目的暂时没有直接功用的，它就会轻视，只是把文学和文学理论当做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而从研究的角度来讲，无论文学怎么具有独立性，它必定会受到社会大的潮流的影响和决定。如果完全脱离社会大的潮流来观察文学，是看不清楚的。比如说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家，现在西方重要的理论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拉康等等，他们的理论其实都有很强的社会性，关注的是西方社会变化中间一些尖锐的问题。再比如海德格尔的理论，思考的是工业化以后西方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的问题。西方比较成功的、影响很大的、被我们后来所引进、借鉴的这些文学理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对社会变动的一种理论反应，经过若干抽象层次过滤的理论的反应。我想，我们本土理论建设也应该是这样的。只是由于我们过去对狭隘的政治功用强调太过分，所以对这个有点担心，害怕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