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融入到全球化的自由市场体系中。这不可逆转地促使中国社会向消费主义转化。和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一样，艺术家们也不得不直接面对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新价值体系的挑战。同时，随着中国融入世界市场步伐的加快，中国艺术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曝光”机会。这显然意味着，每一个艺术家都要面对一个与国际艺术市场，机构及媒体打交道的现实。如何在自觉地营造一种“国际性”身份的同时，又不轻易为强权的市场体系所操纵，如何抵抗商业化和投机主义的压力，也随之成为了不少艺术家所共同关注的紧急课题。在商业化的社会大潮中，如何不让个人独特的声音不被淹没，如何维护个人的独立立场，成为了这些艺术家面临的任务。
郑国谷在商业潮流和流行文化中长大。正因为他对于消费社会的直接感受，郑国谷对于消费主义的价值的批判特别彻底和恰当。在《一万个客户》等作品中，他透过自制玩具并以最普通的方式把它们制成可以大量复制散发的照片，在“偏执”和“自娱”中表达一种对消费主义逻辑的嘲讽。而以“反携带方便，反虚拟，反波普，反艳俗，反骨子，反广告，反泼皮”为“目的”的《公元两千年，再绣两千年》，通过把可口可乐等大众流行饮料的瓶子复制成沉重的金属物品而把它们变为“历史的沉淀物”。这正是与以即时消费，即时获利的消费社会原则背道而驰的选择。
九十年代中国艺术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摄影的大量使用。这无疑与商业文化的泛滥直接有关。然而，在大量的摄影作品涌现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这样一个细节：一些具有批判精神和个人立场的艺术家拒绝简单地接受这一方便而有魅力的工具，象大多数人那样追求技术的完美和商业化。他们在利用摄影工具的同时，寻求的是对于摄影的“技术主义”崇拜的讽刺，并保持个人的立场和与“潮流”的距离。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郑国谷。他使用最大众化的“傻瓜”照相机来拍照，以拒绝流入形式主义和商业化的“完美”。而他最近的一些避免使用照相机的“摄影”计划则更加直接地以消解摄影本身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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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建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