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上半年的《栽鹅》则是郑国谷的极其有趣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涉及到相当多的阐释方向，我们应该注意到郑国谷对主题明确的、毫不暧昧的态度，所有的辩证关系在主题的确定过程中已经被一次性确定下来，因此，，作品不再是对作品本身的否定，相应地，作品只让现实“陌生化”一次。整个事件显得加倍愉快——这样的活动真正有益身心健康。尽管他的作品相当个人化，但没有让自我的意识过多困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是质朴的作品，是郑国谷极其“家庭化”的作业，它们和周围生活的联系绝不是表面化的。

或者，情况确实起了一点变化。七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人，一开始就生活在一个以往历史逐渐暴露真相的现实情况中。藉由资讯的遗传，他们才获得对以往社会历史表象性的认识，例如：他们小时候都有一段时间热衷于黑白的“战斗片”了；“反特片”的情况也颇为相似，类型化的“反特片”也许加强了在他们教育体系中一直缺乏的逻辑思维训练，以后他们认识到；在逻辑思维不能到达的地方，就是阶级意识。时间差把影片本身和理解息的方式剥离开来，他们可以直接用自然幻想的、非理念的方式理解这一大堆视觉幻像，从而减少了认识上不必要的矛盾。

指导他们成长方向的则是没有原则性的、各种乱七八槽的途径：连环画、第一代引进的录音机、带钉的足球鞋，有关美国人登月的内部科教片、重点中学的恋爱等等，这类微不足道的经验逐步过渡成为“现代体验”，没有人教会他们这么做，然而没有其他办法，他们获得的必然是片刻的、残缺不全的却又是丰富的世界印象，有可能，他们又回到了认识的初级阶段——印象。这种不够清晰的印象作为一种原动力，会促使他们揭示更多只有在这个时代才能被揭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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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