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群上海艺术家在上海美术馆进行的行为艺术《最后的晚餐》。

曾经组织上海美术馆《最后的晚餐》的艺术家张健君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中国的市场非常商业。而行为艺术和市场脱节。国外也一样，中国则是更变本加厉。”

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至21世纪已经形成了蓬勃而繁荣的局面，一些最昂贵的当代艺术家作品动辄可以拍得上千万元。与之相比，行为艺术离市场非常遥远。行为艺术作品完成之后留下的影像和装置也常常少有人问津。也许只有像《对话》之类的作品才能够找到买家，2006年，《对话》亮相中国嘉德，以231万元被泰康人寿收藏。

“行为艺术家真的很拮据，需要靠其他收入来维持。很多都是靠读书、教书，还有一些会干其他收入的活来养活自己。”肖鲁告诉记者。她同时谈及几位依然坚持着创作行为艺术的战友，何成瑶、何云昌，“卖得都不好，还在坚持做。”

不卖钱，是行为艺术孤芳自赏引以为傲的特质，也是令其整个业态周转不灵的原因。2000年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一些行为艺术节，国内外各路行为艺术家通过这一平台交流、探讨，但一般都只是提供路费和吃住。而且行为艺术节和艺术家一样面临着缺乏资金的苦楚，连做13年OPEN行为艺术节的陈进告诉记者，做艺术节基本上是筹不到资金的。因此他无法为参加的艺术家支付旅途费用，幸好国外的艺术家可以向自己所在地区申请资助，即便如此，第十届的时候，“总共有差不多360多名艺术家参与，那时候几乎把我所有的钱花光了。”

而今澳门艺术博物馆开始做行为艺术的文献收藏，不过这样的收藏也是不支付艺术作品的费用的。“通过评选的过程，有机会展览、出画册，提供经费来澳门。”吴方洲表示，“(这个市场本来没有)你问我值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我以为国外会好一些，其实也不是特别好。”肖鲁和记者分享了她刚刚看过的一篇关于国外行为艺术家的文章，“这种艺术家商业价值都不是特别高。”陆蓉之曾于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参与行为艺术的浪潮，而今回忆往昔，她说，“我们当初去搞行为的那票人都去哪里了?没有了。”

艺术家、策展人、研究者、评论家，与在风起云涌的艺术市场中赚得盆满钵满的商人相比，关于行为艺术的各方面参与者几乎都处于“义务劳动”的境况之中。而市场，影响的不仅是艺术家的职业定位，更是创作的心态。

吴方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提到了“急”这个字眼，“1990年代大家不急，大家都很穷。虽然生活状态很差，他们的心态还是比较单纯的。2000年代以后，市场化太厉害了。2000年，艺术家，特别是宋庄那一块，太急了。”市场化导致的艺术家急功近利的心态也对行为艺术本身产生了更加恶劣的影响，“很多人说，你不要去798(艺术区)，因为798都是市场的东西，每天逛798，就觉得那些是好的，自己弄出来就是那些东西。”

张洹、马六明等一辈艺术家曾经以行为艺术为跳板，而今迈入了殷实艺术家的行列，霜田诚二敬告当下的艺术家，上世纪90年代的奇迹不会再发生了。因为当时的世界如此迫切聆听着中国的声音，而今的中国艺术家却只想默默赚钱。

上世纪90年代，行为艺术曾经是“白手闹革命”的一种方式，而今常常成为艺术展览开幕式上的噱头，甚至成为商业炒作的工具。

日前，一场名为“手术：韩啸行为艺术展”的活动在山东、北京等地陆续举行，两场“艺术展”分别邀请到国内知名的策展人和批评家，中央美院美术馆的王春辰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彭锋担任策展人。这一活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也在艺术界内引起争议。

陈进相信这个事件的广告成分大于艺术成分，他同时不无羡慕地说，“整形医院有钱嘛，可以拿钱请策展人。我们拿钱请不了策展人，国外有很多策展人会义务来帮忙。”

肖鲁以开放的心态认可其对于艺术边界的扩展有积极作用。而四川美院的批评家王林在谈及此事时认为，“行为艺术由于其挑战性，往往成为社会事件，有新闻价值。对于策展人和艺术家也是一种诱惑，有时候就把其变成了一种新闻事件。我个人认为艺术家还是应该着眼于艺术价值，去做一些触及社会问题，引起人们对身体所引发的艺术问题、美学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思考。”

行为艺术遭遇体制：

对抗、作秀、撒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