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代艺术的“形而上学”

鲁明军的第二个判断我不能苟同。

什么是艺术的“形而上（学）”？这个问题其实用不着像鲁明军在《除魅的时代与形而上学的守护者》一文中那样做那么复杂的哲学史的解释，那种哲学史的解释很难说真正切入了艺术的形而上学问题。对于艺术来说，也许这样的说法更准确、也更易于理解：对“人为什么活着”问题的追问就是艺术的形而上学（或哲学），而对“人怎样活着”问题的追问就是艺术的形而下学（泛指科学技术、伦理道德、制度安排等）。“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即人的“意义”的问题，就是艺术的终极问题，就是艺术的形而上学问题。所以，看当代艺术是否具有形而上学性最终要看当代艺术是否对艺术的终极意义——即对人的意义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怀；也所以，看中国当代艺术（包括“语言学转向”）的过程是否是一个去形而上学化的过程，最终也要看当代艺术是否逐渐失去了对艺术终极意义关怀的可能性。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确实需要考察各种当代艺术现象及其批评（包括理论）对艺术终极问题观照的状况。

在我看来，近30年中国当代艺术（早期许多还是现代艺术）从来就没有放弃对人类现代困境的追问——即形而上学诉求，这也是世界现当代艺术（也包括现当代文学）的普遍特征，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名作《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代表了现代以来整个文学艺术对于人的终极意义的高度自觉，现当代文学艺术之所以显得更加深刻的原因正在此，对人的终极意义的追问成了此后的文学艺术的必须。所以，中国当代艺术的根本价值在于它以各种方式不断叩问人的终极意义问题——即形而上学问题，中国当代艺术的形而上学诉求实际上经历了从“神学形而上学”（包括“道学形而上学”）到“人学形而上学”的过程，而“人学形而上学”又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经历了“表面社会学形而上学”、“心理学形而上学”、“泛观念社会学形而上学”、“观念社会学形而上学”和“观念存在论形而上学”等方式。

（一）栗宪庭的“重要的不是艺术”

栗宪庭在《重要的不是艺术》一文中说：

“中国艺术的复苏，是在一个从哲学到经济低层次的拨乱反正的政治气氛中开始的”；“中国基本上没有现代艺术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没有开拓内心层次的感性本质和形而上学庇护下的理性本质”；“这都是在一种逆反心理的驱使下产生的，变革的核心是社会意识的、政治的”……【3】

这些好像是说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只是社会的、政治的，是政治在艺术上的直接反映，是艺术性的政治，好像与艺术的终极问题无关。但这样对栗宪庭的解读可能是片面的，因为现在看来，80年代显然是中国人的价值理性复苏的时代，尽管当时中国人的价值理性的层次还不高，所以栗宪庭明确说：

“我们可以从许多作品看出，他们的焦虑，他们的茫然，都是在对以人的价值观念为核心的各种观念的重新思考。”【4】“自1978年以来，我在工作中常常为了判断一些作品的好坏与我的同事，尤其是一些长辈同事发生分歧。事实上，面对众多的作品困扰我的常常是判断作品的价值标准问题。”【5】“企望新的价值支点在于新的人格的建立，也企望一种非功利的直面人的生存感受的新艺术。”【6】

希望艺术直面人是生存（存在），思考人的价值，建立新的人格，这正是艺术的形而上学，只不过8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对于艺术终极意义的关怀太过哲学的宏大叙事，以至于栗宪庭说：

“这表明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开始进入了哲学的层次，但并非现代艺术运动自身，充其量只是个思想准备阶段。因为科学、经济的落实，使他们愈加走进沙龙；哲学的贫困，使他们不得不去冒充哲学家；思想的无力，使艺术作品不得不承担它负担不起的思想重任，这正是当代中国艺术的骄傲，然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艺术的可悲。”【7】

这种情况在栗宪庭的《时代期待着大灵魂的生命激情》一文对“大灵魂”、“大人格”、“生命激情”的强调表现得更加突出。这种“大灵魂”的宏大叙事在哲学意义上属于神学，所以可以把这种当代艺术的“形而上学”称作“神学形而上学”。

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社会文化现实的“物质功利主义”转型，“大灵魂”逐渐失去了“生命激情”，艺术对人的意义的形而上诉求很快背离了“神学”，而走向了“人学”。所以“后89”及其“玩世现实主义”、“艳俗艺术”、“政治波普”开始关注人的社会状况，但采取的是一种对人的表面社会现象的反映论方式，对人的意义的诉求显得非常表面、肤浅、笼统、空洞、无奈、疲软，这类艺术的形而上诉求可称之为“表面社会学形而上学”，但中国当代艺术的形而上学诉求从此开始走向“人学形而上学”。

（二）高名潞的“意派”

高名潞的“意派”理论是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思考的，但“意派”理论把艺术搞成了神秘、虚无、玄远的东西，什么“天人合一”、“道”、“禅”、“庄周梦蝶”、“恍兮惚兮其中有像，惚兮恍兮其中有物”、“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完全是我们混沌的古典“道学”【8】，尽管“意派”附会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解释。但海德格尔的“存在”是欧洲哲学“主体性原则”思想长期发展而来的本源性意义，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论。【9】由于主体性的自觉，所以海德格尔的“存在”的意义总是“明”的、“显”的；也所以，对于人的存在（人的世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人”总是要去“去敝”，而让“存在”那种本源性的意义显现出来，“存在”的意义对于“人”来说是“自觉”的，“人”成了的一种“自为的存在”——即“自由的存在”。这反映在西方前卫艺术上，就是艺术不断以新的方式回到社会，在人的社会存在中不断寻找人的“存在”的新意义，这导致了西方前卫艺术的不断超越，所以西方发展出杜尚以后的、与社会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前卫艺术系统，包括今天的当代艺术。

而高名潞的“意派”由于内在精神秉承的是我们古典“道学”（老子），而我们的“道”是我们的“主体性原则”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甚至未基本确立的一种本源性意义，可以说是非主体性（或前主体性）的存在论。【10】由于主体性的不自觉，所以，我们的“道”的意义总是“暗”的、“隐”的，是深不可测、晦暗不明的，即是所谓“玄”的；也所以，对于人的存在（人的世界），我们的“道学”的“人”总是被动地强调“天人合一”，强调“无为而为”，无所谓“意义”，也无所谓“无意义”，“存在”的意义对于“人”来说是“不自觉”的，“人”成了的一种“自在的存在”——即“自然的存在”。这反映在艺术上，就是我们的艺术总是希望回归绝对的自然而远离社会，由于自然之“道”永远是“玄”的，而且是恒常不变的，所以我们的艺术也是“玄”的，而且是没什么变化的，几千年来我们的艺术说来说去就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无法至法”……那一套；也所以高名潞的“意派”要反对西方前卫艺术的“社会化”，推崇那种一个个就像出世的“高人”、“隐士”那样，“难道糊涂”地“躲进小楼成一统”，只管“参禅”、“念佛”的“极多主义”。所以“意派”在艺术本体论上是我们古典“道学”，它实际上是反对前卫艺术的本体论及其拓展的，所以它实际上不像鲁明军在《除魅的时代与形而上学的守护者》一文所说的是在栗宪庭的“重要的不是艺术”的框架内。可以说“意派”对艺术终极问题的诉求是一种“道学形而上学”。“道学形而上学”实际上是“神学形而上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状态，是一种道学化的“神学形而上学”。

（三）易英的“力求明确的意义”

在《力求明确的意义》一文中，易英说：“对于观念艺术而言，艺术不再是一种题材与内容，或风格和形式，也不是材料和技术，而是思想的表达。这个思想也不要太精神化，而是指意思或想法。一种想法通过某个媒介表达出来就可能是艺术，尽管这个媒介完全可能是非艺术的。就像美国的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把一个装肥皂的盒子作为艺术品一样。”【11】

易英实际上是说艺术就是“思想”对生活（包括物品）的赋予，只要赋予生活以“思想”，“感性”的生活就成了“观念”的艺术，当然这里易英还没有区分清楚“观念”与“意思”或“想法”的区别。这就像黑格尔所说的“美是理念的感性呈现”，而“理念”可以诉求人的终极意义一样，“思想”为艺术对终极问题——即形而上问题的理性追问提供了可能性。这实际上是杜尚以来的整个前卫艺术的“观念”发展方向。

易英又说：“在现代艺术中模糊意义的消除首先是接受者的‘堕落’，文化消费市场的出现，大众传媒文化的强化，以及现代商业社会带来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致使艺术与学术进行了一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分工。艺术强化了它的娱乐性功能，而放弃了它曾经承载过的哲学上的功能，对艺术来说，这是它的第二次裂变。”【12】

但显然易英这里所说的“哲学上的功能”是指那种“神学形而上学”（或道学形而上学），这种“神学形而上学”不仅存在于8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实际上它也是古典艺术的特征；而且易英也明确说大众“会象理解自身生活的意义一样来理解作品的意义”，这实际上是说大众会通过作品来理解或者说寻找生活的意义——即人的意义，之所以大众能够通过作品来理解或者说寻找人的意义，是因为作品“把发生在你身边的‘文化热点’用直接了当的方式展示出来”，这种方式更易于让人感悟人的意义，这正是说艺术用一种不同于“模糊”的现代主义艺术的“明确”的方式来诉求人的终极意义，这是易英的“力求明确的意义”的形而上学诉求可能性。只是由于易英在《力求明确的意义》一文中，并没有严格区分“意义”与“意思”、“含义”的不同，甚至将它们混为一谈，这导致了他的“力求明确的意义”理论主张他自己并没有发展出更有意义的当代艺术理论，反而被当时美术理论主张的艺术“题材论”搞成了“力求明确的含义”，成了现实主义艺术的反映论主张【13】；也被邱志杰反拨而强化了当代艺术意义模糊的心理学方法论主张。所以易英“力求明确的含义”的“人学形而上学”的具体实践最终也是“表面社会学形而上学”，这从他用以说明其理论主张所列举的“玩世现实主义”、“艳俗艺术”和“政治波普”艺术也可以看出来。易英的“力求明确的意义”对于前卫艺术在“观念”发展方向的一种新形而上学可能性（后述）在易英自己的理论思考中并没有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