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象群希望能保持绅士风度。
做一个有风度有气度、胸怀宽广、大气的人，是李象群对自己的要求。
所以当外界给他“具象雕塑家”、“写实风格雕塑家”或者“政治题材雕塑家”等称号时，这些既是对其雕塑技法的高度肯定、却又存在一定局限性的评价，让李象群更加坚定地表明了自己中立的态度。正如他从事艺术创作三十四年以来，直至今年9月才准备办第一次个展一样。
“我想低调一点，安静一点，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做艺术是自己玩自己的，而且不想没事总在唠叨。”
在学院中夯实基础
李象群纯熟精湛的技法在其作品(特别是人物肖像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么多年来外界对他技法的推崇已经让今天的李象群安之若素，从以雕塑基础功底著称的鲁迅美术学院，到更重方法实践的中央美术学院，八年几近研究性的学习，让李象群一直在摸索一套自己对形体的理解和认识，他说这是关于造型艺术的规律和观察方法。
四年鲁迅美院雕塑专业的锤炼后，李象群顺利地被鲁迅美院留下任教，用李象群的话说，“系里面的教学很抓人，也很累”，后来他便前往中央美术学院进修，在中央美院进修的半年时间里，李象群发现了很多过去没有见过的东西，除了知识的学习外，更多的是让他知道了怎么掌握规律性的观察方法。“后来又被叫回鲁美后，就沿着自己的脉络，再向大师、向传统学习，从古埃及到中国汉唐时期，在这几个层面上去挖掘。”
1990年，李象群从鲁迅美院雕塑系研究生毕业，这八年从未离开学院的研究性学习夯实了他的雕塑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自己对雕塑的理解。有时候，李象群做一个头像能做上一个多月的时间，因为他想做到极致，他想要的极致是最后让人看上去觉得自己不会做雕塑，“做得像个大一的学生作品，这是我要的，我不是要做雕塑的概念，而是理解的概念，是给我自己的。”
鲁迅美院对李象群的影响更多的是在技法的基础上，研究生毕业后，李象群毅然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所任职，除了因为中央美院雕塑研究所能给他一定的创作时间外，重要的是，当时在研究所里的，都是李象群特别崇尚的艺术家，“里面有我特别喜欢的人在，张德华、李守仁、田世信等，都是大师级的，我特别喜欢，就一定要上那儿去。”这些艺术家扎实的表现手法，不紧追“潮流”却又各自鲜明的个性特点，以及对材料的
敏感，都在鲁迅美院之外的另一面，及时地给予了李象群对雕塑创作的更多补充，而且一直在学院体制下的李象群认为，学院的精神就是传承。
直到2000年到清华美术学院当任雕塑系教授后，李象群在重回学院带领学生时，基本明确了自己的艺术创作线索，对结构的概念愈发清晰，同时提出了空间结构、形体结构、解剖结构。
寻找艺术的意义
一路正统的学院教育和学院系统机制，带给一个艺术家的，一定是利弊的两端。对于李象群而言，就像那些赋予他的称号一样，备受尊崇的雕塑手法和技巧，自然是学院所带来的，但另一方面，这些具象、写实的称号似乎总没法与“创造力”并存，李象群并没有被众星捧月的学院生活麻痹，反思和自省，似乎永远是一个艺术家必备的品质。
“学院教育的弊端就是思路窄，打不开，看不太透社会的东西。”李象群如今自然可以豁达地承认，因为他很早便意识到这一点。当年决定将工作室建在798且一直至今，还创建了第一个空间——0工场艺术中心(现更名为“零艺术中心”)，就是想让自己离开象牙塔而在新的环境中从零开始，“我要在这个环境中，从地基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金字塔。”那时候，困扰李象群的，是个人价值如何在社会中得以体现，他发现自己缺少自信，2000年初那段时间对李象群来说是痛苦的，他一直苦于找寻一个跟社会相关、且能体现自己价值的东西。
后来的两件事，似乎承担了李象群艺术创作中重要的时间节点。
“那时候有一个部队让我设计现役钢盔，我设计完了以后他们拿去生产了，就是现在我们的陆军、伞兵等已经戴上了我设计的头盔，当时一下子就觉得自己能为这个社会做事儿了，终于找到了点安慰。”另一件事，便是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798要被拆迁的事情，李象群是第一批入驻798的艺术家，当时和黄锐、苍鑫、安妮、罗伯特、毛栗子等一起，各自走自己可以找到的途径去呼吁将798保留下来。经过两年的努力，他们终于将798保住了。
“这时候我才觉得对社会有意义，才意识到一个人的社会责任和价值，特别是艺术家，
应该想办法找到你在社会中应承担的责任。”也正是这两件事，让李象群终于找到了学院之外的另一条线，看到社会中的问题，提出问题，去呈现出来作品。
在李象群的名人肖像作品(无论是《布衣邓小平》、《山丹丹花开红艳艳》、《巴金》、《郭沫若》，还是备受争议的《堆云堆雪》)中，除了看到饱满通畅的型体外，更多的，是李象群自己对名人的解读，是在当代语境下对历史的重新解构。
在当下重读历史
这种纯粹个人化的重新解构，让了解李象群的人明白，在那些大众再熟悉不过的肖像里面，并非简单的写实和再现，而是去掉“红、光、亮”以后，注入更多人性化体现的平凡人物，而吸引李象群的，并非是“从胜利到胜利”的成就，而是个人奋斗史中散发的人性魅力。
其实从1982年开始，李象群便开始做名人肖像，李象群承认，上世纪80年代初所作的，的确是为了英雄伟人而作。无可否认这也是鲁迅美院的传统：以伟人像为主体，在体量、气势和在环境中对空间解构的安排，都达到了极致。而后，李象群到了中央美院以后，改作了人物小品，如女性休闲的姿态之类的，做得十分随意，“后来我觉得我不是做这个东西的人，太简单了，不用思考不用动脑子。”
太简单的事情容易变得没意思，放弃人物小品后，李象群还是选择了最具难度的肖像，而且最开始上手的，是很难到位的名人肖像。《巴金》便是李象群那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从那时开始，李象群便主张还原人性化的东西，他想做的是巴金自己，他手下的巴金背着手低着头，闭着眼睛在走路，刨去“高、大、全”的伟人形象，李象群想表达的是一种自我反思的人性。
包括后来的《郭沫若》，没有鲁迅美院传统的大体量和“高、大、全”，取而代之的是艺术家自身对人物和历史的解读，是个人理解的还原。后来的《红星照耀中国》是某种过度，李象群深受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影响，李象群是这样解释道：“我特别喜欢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物，此时已不是一个伟人形象，而是个人魅力的东西更吸引我。”
这件作品也成了李象群知名度极高的代表作，后来的《山丹丹花开红艳艳》等此类题材的作品一方面给李象群带来了更多的肯定，另一方面也给他带来了很好的市场，“2005年我做这个的时候还不是一个热门，后来‘红色题材’成为热门，但这并不是我的初衷，我的初衷是体现人性化的东西，是一个人从失败到成功的奋斗，其实也是在失败中总结自己，我是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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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赵丹】
